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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青睐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是因为该计划将解决若干问题。沿着法德边界关于煤炭和钢铁生产区域（萨林、莱茵和鲁尔地区）的争端增加了两国的紧张程度，在两国间至少爆发过三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和德国仍就这些区域不断争吵，美国和欧洲都意识到欧洲的长久和平有赖于煤钢问题的永久解决。战后法国试图控制这些地区的努力都失败了：将鲁尔地区国际化的努力在1949年末遭遇失败，继续控制萨林的尝试也变得越来越无法持续。1949年，当英国结束了对鲁尔的占领后，成立了鲁尔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Ruhr），并让该国际委员会管理这一地区的煤炭和钢铁产业。尽管其绩效很差（Gillingham 1991：161—162；Diebold 1959：32—35），但是使法国产生了一个煤炭和钢铁超国家共享的观念。“认识到鲁尔委员会是不可靠的，这毫无疑问使得舒曼的新方法在法国更能被接受”（Diebold 1959：34）。有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对鲁尔和萨林的控制就不再是问题。法国和德国间的战争也就不可能，因为没有独立的煤炭或者钢铁产业，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发动战争。因此欧洲煤钢共同体能制约德国，并增进法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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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内经济重建的需要也增进了法国政府在合作中的利益。共同市场的建立将刺激西欧经济增长，从而有助于其重建。欧洲范围市场的建立将有助于法国产业的现代化。到1949年，通过法国现代化计划（“莫奈计划”），法国政府已经为复苏钢铁产业投入大量资本，当时钢铁产业的利润依赖于出口市场。因此建立欧洲大规模共同钢铁市场的想法不仅吸引着法国钢铁企业，也吸引着法国政府。“莫奈计划”的成功有赖于法国煤炭钢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Shonfield 1965；Kuisel 1983）。因此，运用“莫奈计划”来推动发展的决策就成了法国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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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949年还存在对钢铁生产过剩的广泛担心。因此企业家讨论恢复两次大战间旧的钢铁卡特尔（Milward 1984：399—402；Diebold 1959：19—20）。美国政府、法国政府、钢铁消费者和欧洲左翼政党反对私人卡特尔。他们讨厌这种卡特尔造成的过高的钢铁价格、对现代化的阻碍以及德国重工业获得控制。高级公署将防止私人产业卡特尔的重现。欧洲煤钢共同体似乎能解决这些问题，为法国政府提供多种收益（Gerbet 1956：532—538；Grosser 1961：23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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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的偏好主要反映了外交部长舒曼和法国现代化计划委员会主任莫奈的偏好。从1950年到1951年，尽管总理和政党有了变化，但舒曼一直在政府工作。舒曼和莫奈都始终致力于建立强大的超国家高级公署，来运转欧洲煤钢共同体。对他们来说，高级公署有三个目的。第一，他们“想通过对鲁尔的国际控制，通过煤炭—钢铁的联合来保护法国安全，在这个目的下，他们设计了管制欧洲重工业的强大的董事会”（Gillingham 1991：229）。对德国发动战争能力的强有力控制必须制度化，从而保证法国的安全。第二，舒曼和莫奈认识到，如果钢铁产业再次组成卡特尔，那么法国对其产业进行现代化的努力将遭到阻碍（Gerbet 1956：538—541；Gillingham 1991：230—231）。如果法国商业运转的传统方式卷土重来，那么政府通过计划委员会来管制和合理化产业的努力就会白费。而且，为了让法国计划委员会的战略生效，钢铁产业需要增加出口，所以欧洲的共同市场将极大地促进这个目标（Financial Times，June 5，1950；Milward 1984：385；Lynch 1984）。第三，两人感到欧洲煤钢共同体将成为未来更大的欧洲产业和政治组织的核心。欧洲统一将使欧洲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更接近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为了这些原因，舒曼和莫奈主张高度超国家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抵制削弱高级公署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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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担心遭到国内的强烈抵制，法国内阁单边秘密地设计了“舒曼计划”，并立即公开发布（Gerbet 1956：544—546，552—553；Gillingham 1991：228—229，235—236；Rioux 1987：142）。可以预期钢铁产业和各种政治力量会对该计划有负面反应。商业偏好是重要的，但是是有分歧的。法国钢铁产业强烈反对舒曼计划。在战前，钢铁业是由钢铁协会（Comite des Forges）主导，形成了强有力的卡特尔，对政府有很大影响。1945年钢铁产业避免国有化之后，它就更不愿意被某个超国家的机构所控制，比如被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高级公署控制。它希望回到战前的状况，即国家卡特尔控制产量、价格和投资水平（Ehrmann 1957：407—410；Gillingham 1991：293—294）。钢铁企业也担心共同市场会导致保护的结束（Willis 1968：95—97）。因此钢铁产业呼吁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新条款，包括削弱高级公署、不再强调解除卡特尔以及维持某种保护的退出条款（Diebold 1959：88—99；Ehrmann 1953：467—469）。这些变化可以使钢铁产业达到自身的偏好点：“恢复卡特尔、保护国内市场以及不增加政府监管”（Milward 198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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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争论部分也是国内产业与政府关于谁来控制钢铁产业的斗争。一项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研究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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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钢铁企业常常对（欧洲煤钢共同体）有这样的批评，认为条约会成为它们努力避免的某种国内干预主义的执行者。围绕这点提出了很多论断：赋予高级公署的权力过大；它会成为不受政治控制的“技术官僚”……针对卡特尔的规则和限制性实践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是美国意识形态而不是欧洲经验的反映……首先，钢铁产业想能够以它自身感到习惯的方式来管制本产业的事务……其次，如果必须要有政府管制，钢铁产业也偏好与法国政府打交道。在舒曼计划中，将由一个非法国的机构来执行对钢铁产业的权力，该机构将不会服从已有的压力和法国政府的意见，它看待法国产业的方式将完全不同于法国任何一届政府，而这将距法国钢铁产业的逻辑、价值和压力更远。（Diebold 1959：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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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工程技术产业以及中小企业组织（CGPME）也加入了钢铁产业共同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有这些产业的撑腰，钢铁产业同样也得到了国家产业组织（CNPF）的支持。在舒曼宣布计划之后不久，在钢铁产业领导下的国家产业组织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舒曼计划的运动（Diebold 1959：85；Gillingham 1991：235—237）。它们主要的担心是舒曼计划的超国家方面，担心这会最终扩展到其他产业（Ehrmann 1953：479；Willis 196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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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共同体中的其他产业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舒曼动员了三个重要产业支持该计划。首先，在煤炭、铁路和汽车制造商雷诺（Renault）领导下的国有化的产业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因为这些产业是主要的钢铁消费者。其次，其他依赖于钢铁的产业也支持舒曼计划，因为它们反对产业主导的卡特尔，认为卡特尔将提高钢铁价格并限制供给。最后，强大的农业生产组织（COFACE）也同意共同市场的想法，希望共同市场能够很快扩展到农业部门（Le Monde，June 9，1950；Willis 1968：98—103；Ehrmann 1953：472—475）。因为农业集团控制了国会投票中的重要部分，农业集团加上其他集团的支持帮助了舒曼努力争取批准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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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执行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舒曼需要法国国民议会的多数投票。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至少是由三个政党联盟组成，而且常是更多。从1947年到1952年，所谓的第三力量政府（Third Force government）占主导；该政府包括两个最大党——社会党（SFIO）和基督教民主党（MRP），以及几个中间派政党，比如激进派（Radicals）、中间派（Moderates）和独立派（Independents）。在野政党都是极端主义的：左翼有共产党（PCF），右翼有戴高乐主义者（RPF）（Rioux 1987：158—160）。这种政党结构对欧洲煤钢共同体来说是积极因素。毫不奇怪，欧洲合作的最大支持者就是舒曼所在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Grosser 1961：126—127）。在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者也支持欧洲联合，并青睐政府对产业的控制。较小的中间派政党也接受舒曼关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主要观点——它将为欧洲联合提供动力，法国需要通过欧洲联合获得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样的权力地位（Becker and Knipping 1986：164，180—182；de Beaumont 1983：58—59；Diebold 1959：84—87）。与之相反，共产党和戴高乐主义者强烈反对欧洲联合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对于共产党来说，该计划意味着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阵营。而对戴高乐主义者而言，该计划则意味着法国主权的丧失，从而进一步降低法国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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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到1952年“大西洋联盟和欧洲统一的支持者，也就是基督教民主党，紧紧地控制着外交政策；而且社会主义者……当然也要加上激进派、中间派和右翼都是第三力量政府的组成盟友”（Rioux 1987：138）。从1951年开始，执政党的结构开始解体。首先，社会主义者因在选举中落败，必须要脱离政府以执行经济独立的计划。其次，基督教民主党也在选举中受挫，政府不断右转。右翼政党的加入以及1954年戴高乐主义者加入政府改变了支持欧洲统一的政府多数。但是第三力量政府一直持续到1951年，也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批准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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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欧洲煤钢共同体主要是围绕德国和法国，德国的偏好也是重要的。德国政府——由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所领导——和重工业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态度一致。它们不喜欢该计划的一些内容——基本上同法国钢铁产业和CNPF的反对相一致。德国政府和企业喜欢煤钢共同市场的想法，但是反对强大的超国家的高级公署。它们倾向于欧洲产业仍然由传统的卡特尔方式来主导。同法国钢铁企业一样，它们期待私人的重工业卡特尔，而避免超国家控制，尤其要避免法国领导高级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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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国提出了替代方案：“联邦德国希望一个较弱的高级公署，从而不会干预鲁尔的恢复或者其传统的运转方式……德国的（想法）是将高级公署的权力分配给生产者协会……这种新的（德国）方式就将重点从莫奈的联邦化政治转到了有利于鲁尔的区位经济学”（Gillingham 1991：240—241）。但是无论德国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完全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他们都将这项计划看作是结束占领控制、取消歧视性国际鲁尔公署（IAR）、重获德国主权并且通过新的卡特尔振兴钢铁产业的方式。削弱超国家控制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德国偏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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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唯一表达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直接反对的集团是社会民主党。在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领导下，社民党攻击欧洲煤钢共同体是一种国际钢铁卡特尔的新伪装。社民党希望国有化该产业。有趣的是，工会运动最终同社民党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上分裂了。工会，尤其是煤炭和钢铁产业工会，最初反对舒曼计划而支持这些产业的立场。它们反对超国家的高级公署和条约的反卡特尔条款。但最终阿登纳通过承诺对煤钢产业的工会中加入劳资协同管理的内容，从而获得了它们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支持（Gillingham 1991：287—289）。这是一个重要的旁支付，从而确保工会支持条约，帮助条约获得更多的国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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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德国人对舒曼计划的观点相对统一。不同于社民党，德国政府、产业和工会都接受共同市场的观念，但是反对超国家主义和该计划的反卡特尔方面。“这些观点（体现在德国的方案中）绝不仅是煤钢大亨们的观点：产业、部长们和联邦德国政府间是团结一致的，当舒曼计划提出时，这些集团都接受煤钢联盟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有益部分”（Gillingham 1991：242）。因此与法国不同，德国在舒曼计划的国际谈判上具有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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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共同体是由法国政治领导人提出来的，因此它同法国国内政治目标紧密联系。通过“莫奈计划”来成功实现法国经济现代化，这依赖于获得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正如米尔沃德（Milward）所认为的，“舒曼计划是被用来保障‘莫奈计划’的”（Milward 1984：395）。同德国的和平关系也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因此“舒曼计划”作为解决法国国内和国际难题的方式吸引着法国领导人。苏联威胁或者美国霸权似乎都不能解释这个计划；德国与法国的这个案例不同于其他案例，其他案例中的合作所涉及的主要国家都有严重的相互威胁。实际上，在舒曼宣布计划时，他表明对所有欧洲国家开放参与——也包括东欧国家——也对苏联开放；他明确表明不希望这个计划成为冷战的武器（Dell 1995：112）。这项计划既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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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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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舒曼宣布计划之后不久，六国在同年7月展开国际谈判。谈判代表面临两组议题。首先，四个小国反对这项计划。因为这些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钢铁企业和煤矿极为低效，所以共同市场的结果将会使这些政府关闭许多钢铁企业和煤矿，并要面临失业的增加。这对这些弱小政府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要求在较长的过渡期内对本国产业加以保护。法国和德国同意。法德两国设计了复杂的计划来帮助这些小国的产业，并将实质的共同市场推迟若干年（Gillingham 1991：247—250；Manchester Guardian，February 21，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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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议题涉及高级公署及其权力。小国和德国政府都反对强大的高级公署，荷兰和比利时尤其明确表示它们努力削弱高级公署。它们引入了欧洲议会的观念，该机构可以对高级公署做不信任投票，从而迫使其成员辞职。它们也提议召开部长会议，作为国家对高级公署的制约；部长会议可以监督高级公署的定价、投资等决策，而且可以听取国家或企业对高级公署的投诉。法国接受了这两项对高级公署的限制。“因此超国家权威受到了比法国最初提出的计划更多的制约与限制”（New York Times，January 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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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德国的政府和产业与法国的钢铁企业反对计划中的严格反对卡特尔的条款；它们希望弱化这些条款从而使私人产业能够控制资源。法国政府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因为法国“代表知道除非对将来卡特尔的形成施加某些限制，否则对德国复苏的恐惧会在国民议会中击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Schmitt 196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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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确保高级公署的权力和反卡特尔条款的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斗争。因为德国和其他国家要求削弱高级公署的压力，1951年初谈判陷入停顿。美国的介入迫使各方达成妥协。美国威胁除非德国接受谈判中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否则将利用占领权力对德国采取自己的解除卡特尔的计划（Diebold 1959：72—75；Gillingham 1991：255—262，280—282）。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德国政府在1951年3月同意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草约。德国企业反对，但是无法阻止阿登纳总理。为了弱化反对，德国政府在1952年通过了投资资助法案（Investment Aid Law of 1952），其中包括对煤炭和钢铁企业的大规模补贴和税收抵免（Gillingham 1991：284—286）。德国政府这种关键的旁支付再次确保了企业对计划的背书，从而降低了国会的批准困难。经过不到一年的谈判，六国全部同意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1951年3月的时候，这些国家都需要其国会来批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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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950年的舒曼计划似乎明显不同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最终文件中，高级公署的权力被削弱了，加入了新的制度来制约高级公署的超国家主义，而且高级公署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未被界定（Schmitt 1962：68—71；Milward 1984：408—413；Gillingham 1991：228）。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尤其是其他五国企业的要求，这些修正是必要的；原初的“舒曼计划”无法被采纳，因为这些政府担心大规模改变钢铁和煤炭产业会影响到选举。因此法国对其他国家做了让步，从而确保了协定的达成。法国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弱，部分是因为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法国钢铁企业的反对，也是因为复原点。不能达成条约可能意味着私人卡特尔的重建，而这是德国政府和法德两国钢铁企业所期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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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合作与国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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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批准过程，对六国而言相对痛苦较少。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自由民主党（FDP）执政联盟控制了国会和内阁，并支持协定。因为除了少数社会民主党（SPD）议员，德国少有反对，煤炭和钢铁的联合较为容易地获得了批准。总理对国内关键集团的旁支付将它们变成了支持者，它们为条约提供背书，并劝说国会批准。对工会的劳资协同管理的承诺和对产业的投资资助法案的承诺，使其成为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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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批准，在所有六国，取悦国内的企业和工会是重要的。比如在小国中，行政机构相信批准依赖于对煤钢产业的持续补贴以及延缓向共同市场的转变。这些方法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尤为必要，如果因煤钢共同体而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那么这两国软弱和分治的政府就会担心它们的选举前景。因为对条约的这些修订，小国的企业也支持协定，因此在四个小国，条约的批准得到了多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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