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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批准过程，对六国而言相对痛苦较少。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自由民主党（FDP）执政联盟控制了国会和内阁，并支持协定。因为除了少数社会民主党（SPD）议员，德国少有反对，煤炭和钢铁的联合较为容易地获得了批准。总理对国内关键集团的旁支付将它们变成了支持者，它们为条约提供背书，并劝说国会批准。对工会的劳资协同管理的承诺和对产业的投资资助法案的承诺，使其成为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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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批准，在所有六国，取悦国内的企业和工会是重要的。比如在小国中，行政机构相信批准依赖于对煤钢产业的持续补贴以及延缓向共同市场的转变。这些方法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尤为必要，如果因煤钢共同体而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那么这两国软弱和分治的政府就会担心它们的选举前景。因为对条约的这些修订，小国的企业也支持协定，因此在四个小国，条约的批准得到了多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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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批准辩论更为有趣。法国国会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批准几乎花了与国际谈判同样长的时间。在1951年12月，条约签署后的八个月，法国国民议会以337对233票通过了共同体条约。条约的反对者主要来自共产党和右翼，主要是右翼戴高乐主义者（Grosser 1961：237—238；de Beaumont 1983：72—73）。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者以及中右翼政党都联合起来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因为法国公众对该条约都很冷淡（近似对条约没有意见的第三方），所以国会极为关注受影响的企业（Willis 19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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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的观点是由这些集团的信息和压力塑造的。条约过于复杂和抽象，难以引起国会过多注意，“复杂的、技术性的计划（就像欧洲煤钢共同体）与法国国会之间的无法理解的障碍几乎无法克服……（只有）少数政治家……确实阅读了条约”（Schmitt 1962：73）。相反，他们依赖于企业提供的信息和支持来形成自己的反应。国家产业组织和钢铁产业都能影响右翼政党：“在国会辩论期间，保守的代表和参议员极为重视雇主运动向国会所有议员分发的材料”（Ehrmann 1957：241）。钢铁产业和国家产业组织的激烈反对被两个因素中和。法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条约修正案，保证对煤炭和钢铁产业提供更多的投资资金，并提供优惠的贷款和信用计划（Lerner and Aron 1957：40—41；Baum 1958：260—262）。这项修正给煤钢产业以旁支付，从而降低了它们的反对，这样让摇摆不定的右翼政党议员也投票支持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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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的产业集团也向国会施加压力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国有化的企业和钢铁消费者为条约提供背书，强调条约对法国的积极作用。一些研究表明正是这些集团的支持确保了条约的通过。“如果煤炭和铁路产业仍然在私人手中……条约在国会中可能就不会获得所需的支持。而正是因为这些产业已经国有化，国有的煤矿和国家铁路系统的经理都能从其职业能力出发，在国会作证中从专业的角度证明共同市场是利大于弊的”（Ehrmann 1957：473）。另一项研究也认为，“正是国有化企业的支持——法国煤炭（Charbonnages de France）、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与雷诺汽车（Regie Renault），所有重要的钢铁消费者——让舒曼和其他计划者能够克服反对意见”（Rioux 1987：143）。欧洲煤钢共同体既得到了法国最有活力的产业的支持，也同法国经济现代化国内项目紧密相联，从而获得了国会中的多数支持。正如第三章的模型所表明的，至少一个协定中所涉及的关键国内行为体的背书对协定的立法批准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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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共同体批准的实现是两个因素的结果。第一，行政机构谈判了协定，并作出了旁支付，从而使欧洲煤钢共同体涉及的至少一个，如果不是全部，国内关键行为体为条约提供背书。在法国和德国，协定所涉及的企业和工会对协定的价值意见不一。如果我们的模型正确，那么无法获得工会和企业的背书将使协定前景暗淡。德国的工会和企业的背书以及法国的工会和煤炭与其他产业的背书都对协定的批准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正面的信号使得立法机构更容易批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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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法国和德国，政府的分治程度比较低。当时法国和德国政府都没有严重的分歧，这使得批准更为容易。尽管两国都是联合政府，但是政府内都没有包括反对欧洲合作的政党。在这一时期，法国执政的第三力量政府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上是团结的。关键国内集团的背书以及政府不存在分治都使得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批准与合作更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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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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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偏好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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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首倡欧洲防务共同体，但是法国内部对这个计划是存在分歧的，甚至比在欧洲煤钢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还要严重。基督教民主党所领导的政府是这项协定的主要支持者。反对者既包括右翼的军方和戴高乐派，也包括左翼的共产党。而且不同于欧洲煤钢共同体，除了基督教民主党的中间政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意义也见解不一。社会主义者、激进派、独立派等参政党中的很多成员都反对防务共同体。20世纪50年代初，失去中间政党的选举支持以及强硬的戴高乐派权力的增加都使得法国政府更加分裂，从而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兴趣降低。另一方面，德国尽管不如法国对欧洲防务共同体那样热心，但是意见更为一致。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与军方都希望首先在北约框架内重新武装，但是若无法实现，也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要求。只有少数派的社民党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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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以几个月前宣布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模式设计欧洲防务共同体。它“是舒曼计划的孪生兄弟……它将煤钢领域所采用的相同原则应用于军备问题”（Rioux 1987：144）。欧洲防务共同体呼吁将各国的军队统一形成国际军队，由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指挥。这些国家要成立共同的国防基金，并协调它们的军工产业。动用武力、预算和军工生产的政策都要由超国家的军事委员会来制定，并设想如欧洲煤钢共同体那样成立三个监督机构：部长会议、欧洲议会以及法院（Fursdon 1979：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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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提出“普利文计划”具有几个目的。第一，从国内而言，该计划将有助于解决政府同军方的困难关系。多国军队将赋予政治领导人对军队的更多控制。第二，法国希望避免独立的德国军队的重建。从英国和美国的观点来看，1950年7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德国的重新武装更为迫切。之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总统杜鲁门都要求德国尽快至少武装10个师（Willis 1968：130—131）。面对这种情况，法国相应提出了欧洲军队，作为避免独立德国军队重建的方法。他们希望利用欧洲统一的流行观念来制约德国，同时又能满足美国对德国参与欧洲防务的要求。欧洲防务共同体是“将舒曼计划的方法运用于解决德国重新武装问题的尝试，这个问题是因美国的要求而出现的。欧洲的观念（在法国）是流行的。它的流行明显使得德国重新军事化不受欢迎”（Lerner and Aron 1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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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目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也改变了德国在北约框架内重新武装的观念。同时，普利文计划的理念也被重新设计，从1951年的1月到6月盟国在彼得斯堡会议上就德国重新武装以及其同北约的关系展开谈判。因为法国拒绝以任何德国可接受的形式允许德国的重新武装，也就是不歧视德国的方式，所以这些后来的谈判都失败了。因为这些谈判的失败，英国和美国被说服，接受法国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是唯一可接受的选择，因此法国得到了它们的强力支持（Fursdon 1979：105—111，114—120）。“到了1951年中期，多数西方盟国对在北约框架内重建德国军队的希望被彼得斯堡会议的失败所重创。逐步接受了‘北约解决方案’（已经）死亡”（Fursdon 1979：120）。因为北约选项的失败，从1951年9月展开了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严肃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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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欧洲煤钢共同体案例相似，尽管其他四个西欧国家也参与其中，并且美国和英国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谈判的主要行为体是法国和德国。法国几乎所有集团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公众舆论中。三分之一的公众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没有观点，另有三分之一期待欧洲防务共同体，还有三分之一反对（Lerner and Aron 1957：83—87）。但是尽管欧洲防务共同体导致了公众争论，然而该计划并没有受到太多公众舆论的影响。公众“并没有在（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国会投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具有欧洲观念的三分之一……被其他不喜欢该计划的三分之一所中和，还有同样数目的人尚未决定。国家这几个部分如此平均分布，以致任何一部分都不能成功地影响（批准过程）”（Tint 1972：58）。法国唯一的共同偏好就是“防止德国军队和参谋总部的重建”（Rioux 198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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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集团是法国军方。如同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防务共同体也将对法国生活重要部分的控制从国家层次转移给超国家机构。欧洲防务共同体意味着将国家军队融合组成完全一体化的欧洲军队。法国军方和老兵激烈反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法国军队的终结、对军队政治控制的增加以及国家荣誉主要象征的衰败。政府内外的高级官员都反对对军队的超国家控制。谁将控制法国军队就成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主要议题，军方带头反对超国家的欧洲防务共同体（Lerner and Aron 1957：24—25；Fursdon 1979：131；Gillingham 1991：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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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防务共同体也引发了法国政党间和政党内部的巨大分裂。共产党出于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同样理由而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这个计划既要反对德国的重新武装，也要建立对抗苏联的西方联盟，共产党认为自己从中无所收获。政治谱系上另一端的戴高乐派也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对他们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丧失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他们强烈反对该计划的超国家内容，以致他们甚至可以接受德国的重新武装（Lerner and Aron 1957：7，131）。因此，共产党和戴高乐派结成了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奇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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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内部一致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政党就是舒曼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对他们来说，促进欧洲统一、在国内对军队更多地控制以及在欧洲框架内制约德国军事力量是普利文计划的主要好处。其他政党对普利文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歧。社会主义者通常支持欧洲统一，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德国重新武装，因为这将固化欧洲大陆的分裂。解除武装的德国要比欧洲防务共同体更为吸引人。对于其他中右政党来说，这些议题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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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派和激进派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参与，法国不足以控制德国，而且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主义意味着法国军队的终结。这些集团担心欧洲防务共同体一方面重新武装德国，而同时它又将解散独立的法国军队（Lerner and Aron 1957：10—11）。这些政党中的支持者则反驳说，欧洲防务共同体将促进欧洲的统一和法德的和解，而且总要好于独立的德国军队。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主义及其重新武装德国的实质后果分裂了这些政党，就像它们分裂公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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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政党偏好不同于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偏好，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硬。在煤钢共同体的案例中，基督教民主党能够从社会主义者和中右政党那里得到坚定的支持。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上，基督教民主党没有了这样的联盟，而且还必须面对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的联合反对。不仅整个“第三力量”联盟不太偏好欧洲防务共同体，而且1952年之后这些政党不再像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谈判过程那样控制政府。在1951年和1952年之间，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派失掉了在国会的一些席位。到1952年3月，社会主义派已不在政府中，右翼政党占有优势。1953年1月，戴高乐派进入政府，迫使舒曼退出。到1954年中期，当孟戴斯-弗朗斯（Mendes-France）政府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提交批准时，提出该计划的、支持欧洲统一的基督教民主党已经不在政府中，成了反对党（Willis 1968：145—180；Rioux 1987：chs．7，8）。正如一项研究所表明的，在对欧洲防务共同体争论的四年中，法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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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提议来自第三力量政府，由普利文主导，并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其中基督教民主党的160个议员发挥了领导作用。最终的决策则由完全不同的议会作出，政府由孟戴斯-弗朗斯所领导，并得到了（戴高乐派）、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派的支持。在（欧洲防务共同体）项目的早期阶段，所谓的“欧洲党”在掌权（比如基督教民主党），而在最后阶段则相反。（Lerner and Aron 1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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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四年中，法国政府的组成以不利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方式在变化。政府分治的加重使得协定的批准更加困难，而且实际上使任何国内政策的批准都更加困难（Williams 1966）。很多人都认为欧洲防务共同体本可以在1952年被批准，甚至在1953年也可能。支持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相同多数也会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在那个时候（1951年末或者1952年初），基督教民主党仍在政府中，社会主义者也更为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而且戴高乐派还在联合政府之外。在1953年和1954年，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多数已经消逝（Lerner and Aron 1957：134—135，145—148；Rioux 1987：202—203；Willis 1968：145，161—184；Tint 1972：55）。因此国内政治的变化改变了政府多数，变成了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反对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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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政府本身的偏好也在这四年内发生了变化。在1951年和1952年，政府由普利文、舒曼领导，基督教民主党在内阁中有很强影响。普利文和舒曼在“密室阴谋”中秘密提出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想法，并将此作为设定谈判议程的既成事实（Gillingham 1991：263）。正如舒曼计划的那样，他们能够发起提议，并且避免为满足国内反对者而削弱计划。但是他们不能看着条约获得通过。到1954年，这两人都离开了政府，并处于对立立场。更坏的是，新的内阁包括了敌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成员。在1952年3月之后，没有一位法国总理强力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一切似乎都是相矛盾的，很多人认为孟戴斯-弗朗斯可能实际上反对该计划（Rioux 1987：224—230；Willis 1968：163—184；Lerner and Aron 1957：19）。而且，他的政府包括了四位戴高乐派的部长，包括国防部长科尼将军（General Koenig），他激烈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在1952年和1954年间，不仅议会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偏好有了变化，而且法国政府的偏好也变化了。政府更加分裂，它变得依赖于更广泛的政党联合，对欧洲防务共同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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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关于重新武装的偏好不是那么复杂。总的来看，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偏好在北约框架内重新军备。之所以青睐北约是因为它同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参与密不可分（Fursdon 1979：96—97）。但一旦法国明确拒绝接受北约方案，阿登纳及其政府也愿同意欧洲军队，因为它也意味着占领控制的结束和德国主权的完全恢复。对于德国政府，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补偿就是德国重新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Willis 1968：134—135，154）。德国军方也接受了这个方案。不像法国，德国军方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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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反对有两个来源。社民党反对，因为他们将德国任何形式的重新武装看作对重新统一可能性的破坏以及激化冷战。而且，多数德国公众因为战争的记忆而反对重新武装（Willis 1968：145—154）。尽管这些集团规模很大，但是不像在法国，德国在整个批准过程中政府的实质多数一直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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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治领导人发起了欧洲防务共同体，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他们并不是因为受现今霸权国美国的压力，也不是受地区霸权国英国的压力，才提出这些计划的。实际上，欧洲防务共同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被英国和美国所青睐，但是它们还是最终推动该计划。苏联的威胁和朝鲜战争是从整体上引发欧洲防务共同体和德国重新武装的重要因素。法国计划代表了处理德国问题的一种新方式。该计划也有利于国内目标，有助于法国政府更好地控制军方。因此政府间合作成了一种改善国内目标的方式。从法国的观点来看，德国单边重新武装是最坏的结果；政府认为继续单边控制自己军队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因德国单边行动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因此，法国政治领导人将欧洲防务共同体作为解决国内和外部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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