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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两点极为关键。首先，许多人认为如果1984年法国政府没有采取单边行动，就不会在80年代末发起欧洲货币联盟。“（法国）转向偏好资本流动最终同欧洲货币联盟的计划直接联系，法国成了这个观念的主要推销国。准联盟中成员国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是前提条件”（Goodman and Pauly 1993：75；Tsoukalis 1993：117—122）。之前法国单边金融改革计划是促使政府复活欧洲货币联盟兴趣的关键事件。就像欧洲煤钢共同体为法国通过莫奈计划寻求现代化的内部目标提供必要支持一样，欧洲货币联盟也被视为是解除经济管制，促进国内目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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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项改革计划具有内部根源。这是由法国政府官员和商人出于对法国竞争力和就业的担心而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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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融改革）更微妙、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压力来自法国大企业和金融中介的会议室。在法国，因为所有这些企业都属于或者被国家控制，退出的直接威胁被缓解。在这种环境下，这样的选择转变为政府官员越发关注这些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就业和投资似乎正在离开法国，而转移到那些更少限制的市场。（Goodman and Pauly 19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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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密特朗政府寻求货币合作的关键支持者是国际导向的企业和金融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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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国家对国际经济，尤其是欧洲经济的高度开放。对开放性认识的增加产生三个后果。“实际上，法国之外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使法国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对国家货币自主的偏好是不现实的”（Goodman and Pauly 1993：75）。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的那样，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维持固定汇率就意味着国家必须要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因此法国政府就要被迫在稳定汇率和国家货币政策间进行选择。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资本控制，而这又被认为效用较低而成本很高。最后，政府意识到金融市场管制降低了法国产业和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损害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1981—1984年社会党政府在大规模资本外流和贸易赤字的情况下，被迫逆转政策，这个经历让国内认识到国际经济开放的重要性。社会党启动了1984年计划，该计划被之后的保守党和社会党所延续，并因法国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增长以及选举结果依赖于同邻国的合作，也为该计划添加了动力。“贸易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加应该会进一步降低汇率作为纠正收支不均衡的工具的有效性”（Tsoukalis 1993：206）。在这种环境下，法国政府在1981—1983年的经历中发现，协调的政策行动可能是唯一能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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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联盟既具有国际根源，也有国内根源。法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兴趣可能部分是因为对美国政策的失望（Tsoukalis 1993：184）。不一致的美国政策所导致的不稳定以及它所造成的长期货币错配（currency misalignment）促使欧洲对稳定汇率区更为积极。欧洲货币联盟可能也代表了法国政策制定者实现制衡德国的一种努力。尽管一些人不同意，但是还是有学者强调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德国在欧洲经济尤其是货币事务中具有主导作用。“普遍承认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解体后，欧洲已经发展成了德国马克区。换句话说，欧洲汇率的多边稳定主要是由德国之外的国家来实现，这些国家都在同德国马克的双边基础上稳定其货币价值”（Andrews 1992：13—14；Giavazzi and Giovannini 1989：63—83）。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将欧洲货币联盟看成降低欧洲货币体系不对称性的机会，欧洲货币体系赋予了德国在欧洲的特权地位（Gros and Thygesen 1992：325）。法国尤其希望谈判可以制约德国在货币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欧洲货币联盟的动力来自……法国，其他国家也希望在欧共体货币政策制定上获得比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更大的发言权……在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领导人对他们所认为的德国主导了欧洲货币体系而感到不安。他们提出货币联盟，就是因为这将增强法国在欧共体货币政策形成中的发言权”（Sandholtz 1993：27）。1987年在欧洲货币体系框架内法郎危机更增加了法国决定推动欧洲货币联盟的动力。制衡美国和德国可能也是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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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治反对来自法国的左翼和右翼。共产党以及同其联系的工会反对欧洲货币联盟，而且右翼的国民阵线和戴高乐共和联盟党（RPR）也反对。因为这些集团对社会党的国会多数都不是必需的，所以它们的反对不是大问题。只有当密特朗后来决定采用全民公决来批准“马约”时，它们的反对以及总的公众意见才成了影响因素。直到全民公决，法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反对总体上较为平静。“由于密特朗有总统权力，他并没有过于担心国内意见，法国国内少有关于欧洲的辩论。主要的反对党并没有过多发言，因为它们之间也相互不和。中右的法兰西民主联盟同执政的社会党非常相似，都倾向欧共体。但是新戴高乐党（共和联盟党）反对放弃主权”（The Economist，December 7，1991，p．52）。掌握倾向欧洲货币联盟的中间派多数和单一政府都为欧洲货币联盟在法国获得批准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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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分歧也消失了。所有主要政党都偏好欧洲货币联盟，但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起初，甚至多数联盟（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也对法国计划产生分歧。自由民主党的根舍支持欧洲货币联盟，但是科尔总理、财政部长魏格尔（都来自基民盟/基社盟）以及央行总裁波尔（Pohl）即便不是激烈反对，至少也是不太热心。法国政府的压力以及根舍的声援将该议题排到了欧共体议程上（Financial Times，January 21 and February 27，1988）。所谈判的协定内容对决定执政联盟是否支持协定是重要的。反对党社民党（SPD）总体上是支持货币联盟的，但是反对所提出的条款（The Economist，December 7，1991，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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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领域，德国中央银行是重要行为体。尽管它不能直接控制汇率，但中央银行确实控制德国通货和货币供给。欧洲货币联盟基本上会从德国中央银行拿走这些权力，并将权力赋予欧洲中央银行。企业和公众对货币联盟的支持依赖于中央银行对欧洲货币联盟的背书。但是德国中央银行从未对货币联盟热心，仅仅支持这样的观念：使欧洲中央银行像德国央行一样行事，将维持价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将经济趋同作为必要前提（The Economist，September 22，1990；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15，1990，p．11）。政府需要中央银行的背书来获得国会支持。因此尽管德国对货币联盟的分歧不明显，但是货币联盟的内容是重要的，并会导致意见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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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因为利益集团实际上反对货币联盟，所以跨政党的分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整个这段时期，保守党多数控制着英国政府。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英国每个党内部的多数都支持货币联盟。但是英国保守党内的一个重要集团，包括到1991年一直担任首相的撒切尔，都强烈反对联盟。这个集团强大到足以破坏保守党的多数，这意味着或是安抚他们，或是进行信任投票，或者依赖其他政党帮助（The Economist，June 15，1991，p．58）。反对党工党支持联盟，但是拒绝帮助保守党。在投票中，他们选择弃权或者反对货币联盟。自由民主党支持货币联盟，并最终在投票上帮助保守党政府（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1992，p．16）。国际导向的企业和金融部门（伦敦金融城）也支持欧洲货币联盟（Frieden 1991；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1992，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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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流动、经济一体化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都对欧洲领导人形成挑战。十二个欧盟国家中的大多数，所有主要政党都支持货币合作，包括工会。整个欧洲国际导向的企业和金融部门也支持货币合作。三个欧盟大国中的分歧被平息；反对意见要么来自极端主义者，要么是党派之外的反对者。在这三个国家中，多数党的政府——一个政党或是政党联盟——也有助于降低关于“马约”的争论。但是批准的制度过程产生了变化。尽管每个国家的简单多数都会批准欧洲货币联盟，但是如果需要超多数或者全民公决，这将使批准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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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联盟的发起似乎不是为了应对国际体系的更大政治变革。在促进对货币联盟的兴趣上，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似乎没有各种经济变动——比如资本流动的增加——重要。实际上，这些政治变化可能使合作更为困难。清楚的是，欧盟的存在确实重要。单一市场法案以及因为早期一体化努力而导致的这些国家间经济融合的增加对政府的货币联盟偏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若认为欧盟提出了“马约”则可能过于夸大。若没有企业对像密特朗、巴拉迪尔和根舍这些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欧洲货币联盟是难有进展的。德洛尔和欧共体委员会也在推动这个观念进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德洛尔委员会报告提供了国际谈判的框架，但是它对谈判的结果有什么独立影响还不清楚。德洛尔委员会主要由中央银行行长组成，主要关注于货币联盟的进程。寻求联盟的决定是在国家政府决定之前。而且，报告的核心部分后来被修改以包容国家的反对意见（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0，1990；The Economist，September 15，1990）。货币联盟的观念此前已经在欧共体内达成一致；1970年的维纳报告已宣布欧共体协定要迈向货币联盟。但是这个报告沉寂了几乎20年。各国政治领导人对货币联盟的兴趣是这个议题复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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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过程非常清楚的是同国内政治的联系。1984年法国金融自由化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必要前提。单边行动是在单一市场法案之前，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原因而引发的。这使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国家货币自主性间产生了“不协调四重奏”的困境，欧洲货币联盟就是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的（Padoa-Schioppa 1988）。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对国际和欧洲经济开放的深化促使它们寻求合作方法来实现国内政策目标。“经济复苏和欧洲政策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无法批准马约将既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也是政治灾难”（Financial Times，November 3，1992，p．19）。对欧洲领导人来讲，国际货币合作是对国内政策追求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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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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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正式谈判从1990年12月到1991年12月持续了一年。非正式的谈判开始于1988年，当时这个想法首次提出。谈判集中于四个议题：联盟的时间、联盟的前提条件、欧洲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联盟的持久性。一些国家在德国和具有良好通胀记录的北欧债权国领导下，希望在较长时期或者没有限定的期限内来实现联盟，在联盟之前实现经济趋同，以及由价格稳定所支配的独立欧洲中央银行。另一个集团由法国以及南欧的拉丁国家所领导，这些南欧国家通常是债务国而且同其他国家相比通胀记录较差，这个集团主张联盟需要快速并有具体的时间表，联盟要不可逆转并先于经济条件的趋同，而且要有一个由欧洲央行行长委员会控制的更为政治性的欧洲中央银行。这两个集团的国家都同意需要联盟，撒切尔领导的英国是唯一明确拒绝联盟想法的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对宏观经济政策民主控制始终是英国的关键要求。但是在其他方面，英国和德国对欧洲货币联盟具有共同偏好。尽管遭到英国的抵制，但欧共体成员仍在12月的峰会后的1992年初签署了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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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中的分歧反映了国内关注，尤其是对批准的担心。三个最不愿意推动货币联盟的国家是英国、德国和丹麦。在英国，撒切尔和一些保守党议员反对联盟，认为它违宪并损害国家主权；在我们的术语里，他们是鹰派。英国主要担心的是放弃国家对货币的控制将让自己难以达成国内目标，比如低通胀、解除管制和强劲的经济增长。撒切尔的反对多少是出于国内选举的考虑（Europe，October 26，1989）。其他学者指出（Gros and Thygesen 1992：256—259；Tsoukalis 1993：214）英国经济不像其他主要国家那样在贸易和货币领域对欧洲市场开放，并且英国具有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卓越地位。正如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后果所显示的，英国比其他欧共体国家更容易寻求独立的货币政策。对英国而言，相比其他国家，放弃这种能力的成本更高，因为它更为有用，也就是因为英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能够产生积极的国内收益以及很高的外部性。在谈判中，英国在每一步上都抵制进展，并最终为自己谈判了退出条款（The Economist，October 29，1988；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1，199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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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对国内主导行为体的关注也影响了谈判。来自波尔领导的中央银行的反对明显地改变了谈判。德国政府意识到要想批准联盟就需要中央银行对欧洲货币联盟的背书。因此中央银行能够为欧洲货币联盟设定条件，而如果德国政府想要得到国内支持，它就要在国际谈判中争取这些内容（The Economist，September 22，1990）。德国央行坚持欧洲中央银行要以自己为模板，也就是要政治上独立，将维持价格稳定作为主要目标。而且，德国央行希望在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之前，各国的央行都应该独立。它也要求在推动欧洲货币联盟之前，所有国家必须达成严格相近的经济条件（Financial Times，November 7，1991）。在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中，德国政府的多数行动是同获得国内中央银行的关键支持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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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和其他国家反对这些条件。但是它们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欧洲货币联盟，德国政府和德国央行仍能维持对欧洲货币政策的重要控制，因为德国马克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个案例的复原点更接近德国央行所偏好的立场，也接近德国政府的立场。德国在谈判中掌握了有利地位。“其他成员（国家）知道只有德国赢得了货币联盟上的多数争论，德国才会同意放弃德国马克，德国也确实做到了”（The Economist，December 7，1991，p．52）。最终，因为德国央行的背书对德国支持协定是必要的，也因为即使没有协定的结果仍最接近德国央行及其政府偏好的立场，所以德国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体现在条约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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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合作与国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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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差一点因国内批准失败而致瓦解。批准过程持续的时间要比官方谈判的时间还长，这导致了对条约的重要修正。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推动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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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模型引导我们用三个因素来解释结果。分治政府、缺少关键利益集团的背书以及批准过程的变化应当使得批准更加困难。分治政府的存在或者政府分歧的增加，应当使批准更不可能，应当会削弱行政机构，迫使行政机构接受协定的新条款。没有像国际企业、金融部门或者德国央行这样的关键集团对条约的背书，应当也会增加失败的几率。而且，在国际谈判期间或之后，批准程序的变化也应当造成严重问题，再一次降低行政机构的影响，并导致必须重新谈判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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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初，当条约签署时，我们预期的批准问题是什么？批准问题依赖于偏好结构和批准制度。比如，德国政府在联邦议会中占据多数，这足以用来批准条约。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能够迫使政府把条约视为宪法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批准就需要两院三分之二的选票。政府并没有掌控联邦参议院的多数，更别说三分之二了。实际上，因为政府必须依赖社民党的支持来通过条约，所以政府实际已然分裂。丹麦、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德国和法国都是因偏好结构和批准过程而造成的分治政府，也就是它们依赖反对党的支持。2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我们都预期批准会产生问题。相比而言，英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希腊都是单一政府和简单多数，也就是这些政府不会遇到批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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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主要国内集团的背书也会造成麻烦。书中模型假设至少一个这样集团的背书才能让条约批准实现。在这十二国内，国际导向的企业和金融部门都支持条约。而且，十二国的中央银行中除了英国央行，都支持条约。因此，一旦德国央行同意条约，我们就不认为背书是个问题。最后，我们认为改变批准程序的努力或者谈判之后作出的程序改变都会造成问题。三个国家有这样的变化或者尝试变化。法国政府在反对党的压力下同意除了议会投票外，还要进行全民公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迫使政府将马约作为宪法修正，从而要求两院中的绝对多数。最后，在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鹰派也迫使政府要运用全民公决，尽管最后它们没能实现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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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预期在一些国家会遇到的批准问题。法国和德国应当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因为既存在政府分歧，也存在程序变化。我们也推断在西班牙、卢森堡和比利时也会有困难，尽管这些国家的反对党都支持欧洲货币联盟。偏好结构假设认为这些国家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们也预期丹麦会存在困难。少数党政府应当使批准更为困难，但是丹麦所有主要政党都支持欧洲货币联盟。而且，丹麦像爱尔兰和法国一样，都是用公决来批准条约的。更有意思的是，欧洲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表明，在1992年2月公众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反对只在三个国家占多数：英国、德国和丹麦（Los Angeles Times，June 9，1992，see H，p．1）。在这种公众偏好结构下，这三国中的全民公决都可能失败。如果丹麦、德国和法国似乎最成问题，那么最没有问题的国家应该是希腊、葡萄牙、荷兰、意大利和英国；这些国家不存在我们指出的三个条件。实际上，这个预测仅是部分正确。正如我们将看到，如所预测的那样，不仅丹麦、德国和法国都出现了问题，英国也同样出现了问题。其他国家都如预期没有太多困难就批准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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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丹麦公众否决了马约。同时，政府也分裂了。丹麦政府是少数的保守党—自由党联盟，在1990年12月的大选中，它们获得了不足三分之一的席位（Cameron 1993；Financial Times，October 15，1992，p．3）。左翼的两个小党——社会主义人民党和进步党——是唯一反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党，而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最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支持。但是在全民公决中，社会民主党的投票人及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压倒性地反对条约。少数党政府无法批准条约。在批准失败后，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多数联盟取代了原有政府，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公众才被劝服批准“马约”。在批准之前，这个联盟也为条约附加了新的条件，包括了退出条款，以获得对协定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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