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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人拒绝条约之后，英国保守党内的对抗力量大受鼓舞，他们迫使梅杰推迟批准进程直到1992年秋天。在当时，梅杰被迫几乎要举行信任投票，仅是为了获得对“马约”审议的支持。但是，在自由民主党支持下，政府赢得了微弱多数，从而推动了批准投票。工党投票反对政府，既是因为社会条款的免除权，也是希望迫使政府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工党和保守党内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反对者也主张对条约的全民公决，而这是梅杰可以否决的。但没有自由民主党，政府将会失败（Financial Times，November 5，1992，p．1）。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梅杰承诺直到丹麦通过条约否则不会对条约进行表决，并提供旁支付。因此直到1993年中期，也就是只有在持久的上院辩论之后，英国才能批准“马约”（New York Times，May 21，1993）。缺少党纪也产生了类似分治政府的情况，延缓和妨碍了批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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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偏好结构和批准程序共同决定了批准的可能性以及国家可接受的欧洲货币联盟条款。在政府分歧以及批准程序困难或者改变程序的国家，必须对条约附加新的条款，批准也更为困难。单一政府和简单多数的批准程序给了行政机构谈判自己希望的条款以更多自由。政府分歧迫使行政机构为欧洲货币联盟附加新的条件以得到批准。反对者也尽力通过改变批准程序阻碍进程，就如法国、英国和德国。对国内关键集团背书的需要也框定了国际谈判，它迫使所有国家同意德国中央银行的担心。在一些案例中，批准不仅在政治上是困难的，而且也根本上影响欧洲货币联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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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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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案例是否支持了国内政治作用的观点？什么因素有助于导致（或妨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马约”的成功谈判和批准？我们如何解释这两个合作性协定的内容？最后，20世纪90年代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否影响了国内因素的作用？冷战的结束和美国霸权的衰落让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更大还是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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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模型对理解这组案例是有帮助的。在两个案例中，国内偏好的变化反映在单边国内政策的转变上，并先于谈判。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言，墨西哥政府贸易偏好的变化是重要的，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对于欧洲货币联盟而言，法国和意大利的金融自由化是前提条件。这些单边决定是因为国内政治原因而作出的。国际经济的高度开放意味着领导人可以通过对经济问题的共同应对措施而改善经济。单边政策选择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国家最好的选择通常是首先实现自己的国内目标。但是合作政策的制定可以让国家推动它们单边政策的追求，而避免因为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某些成本。合作同行政机构的国内政治计算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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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批准博弈也对国际谈判产生影响。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协定寻求国内支持。关键国内集团的背书是这一过程的关键。这种努力影响了谈判和协定制定。美国为了获得民主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必须保护其“敏感”行业，也要谈判更严格的环境和劳工标准。英国、法国和德国必须获得国内主要集团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支持。退出条款、欧洲货币联盟的时间表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都是为了获得国内重要集团的支持，比如德国例子中的中央银行。国内批准博弈在整个过程中都是重要的，对批准的关注影响了合作进程的所有方面，甚至先于批准的国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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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双层博弈的视角将选举计划、分治政府和国际谈判联系在一起。三个因素影响了批准机会。第一，分治政府对批准造成问题，也对这两个案例中不同国家的合作产生困难。尽管它们的政治体系不同，美国（分治、两党）、丹麦（少数联盟）、法国（多数联盟）、英国（缺乏党纪）以及德国（多数联盟）都面临导致批准进程艰难的内部政府分歧。第二，如同第四章所强调的，协定的反对者会利用批准进程的变动来破坏协定。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都面临这些欧洲货币联盟反对者选择的批准程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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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国内关键集团背书的需要制约了国际谈判代表。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由于克林顿不能过于对协定反对者让步，以致他失去了国际导向型企业的关键支持。在欧洲货币联盟中，取得德国中央银行的背书对德国政府获得批准协定的机会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国际企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背书或者没有德国央行对欧洲货币联盟的背书，这些协定可能都不会被美国和德国批准。像其他案例一样，分治政府程度、对国内关键集团背书的需要以及谈判后批准程序的变化，对理解合作协定的谈判和批准是关键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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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国际环境是否使这些合作谈判不同？其他案例中美国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冷战都是背景因素。这两个案例则不同，上述条件都不存在。这种国际新环境是否影响了双层博弈的进行？这一问题引发多个议题，这里只能阐释一部分。存在两组预测。根据一种观点，当世界政治两极结构衰败、美国霸权衰落，合作应当变得更不可能。霸权稳定论和各种现实主义出于不同原因似乎都预告了在美国衰落和冷战结束情况下，西方合作也会被侵蚀（Krasner 1976；Kindleberger 1973；Mearsheimer 1990；Gowa 1994）。但是体系理论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马约”反映了权力分布转移到地区集团，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另一个是围绕美国的北美地区（Gilpin 1987：397—400）。本书模型没有对合作和这些体系因素间的任何必然关系进行预测，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偏好结构和制度。国际层次的合作被看作是国内博弈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探求。本书模型并不预期西方国家间的合作会因国际权力资源分配的变动而线性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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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预测同变动的国际权力结构对合作的影响相关，其预测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国内压力对合作的重要性比以往更甚的时代。不同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再次似乎都预测国内政治增长的作用（Waltz 1979；Katzenstein 1978）。卡赞斯坦在《权力与富足之间》（Between Power and Plenty）一书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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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框定对外经济政策中，国内结构的相对作用在霸权衰落期间不断增加。如果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配不再被质疑，那么对外经济政策主要由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果所限定。但是当这个结构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时，就如今天一样，在框定对外经济政策中，国内力量的相对重要性在增加。（Katzenstein 19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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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这种观点，本书观点并不认为结构力量的变化必然会使得国内政治变得更为重要。相反，本书强调国内力量的作用依赖于当下议题和国内偏好结构。如果国内重要集团具有相同的政策偏好，如果行政机构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批准来制定协定，或者批准的机构比行政机构更为温和，那么国内政治将不会发挥太重要的作用，无论国际权力怎样分布。如前面所示，若不存在国内权力分享或者行为体具有共同的政策偏好，那么单一国家模型就最为合适，国内政治的重要性降低。这些条件更多同国家政治制度和当下议题相联系，而不是国际体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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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点的预测并不是国内力量的重要性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时间变化而线性增加，而是国内政治的重要性是因议题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我们观察本书的八个案例，我们的预测似乎站得住脚：国内政治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同90年代一样重要。其重要性相比于权力的国际分布更依赖于国内偏好结构和国内政治制度的本质。无论将来在国际体系中引入何种因素，我们都可以期待这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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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我们仅关注“马约”中的货币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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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丹麦，政府是少数联盟；在比利时和卢森堡，是多数联盟政府，但是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在西班牙，单一政党多数执政，但是也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在法国，社会党甚至在国民议会中也不占多数，而宪法修正需要两院五分之三多数（Financial Times，April 23，1992，p．22；World Factbook 199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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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第三部分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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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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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利益、信息和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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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检验了放宽国家是单一行为体这一假设的意义。这个核心假设推动着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国家的行动被假设是有等级地（hieracrchically）组织起来的。本书不同意这种等级制组织模式，而是将国家假定为多头政治组织。国家至少由两个共享决策权力并且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集团构成。相比之下，单一行为体的假设意味着国内行为体具有相同的政策偏好，或者只有一个集团控制着政策制定。多头政治假设则意味着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国内政治并不是严格的等级结构（hierarchy），而更像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改变单一行为体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国际政治的不同结论，这是本书结论部分将详细论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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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单一国家假设需要一个国际关系的新模型。尽管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常被提及，但是仍缺少关于国内因素的理论。并没有像华尔兹（Waltz）《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那样强调国内因素作用的书。但是，多数学者都知道国内考量是同国际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模型中排除任何一种因素都会造成结果的片面性。因此本书的主要目标就是提出一个简约、抽象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互动模型，这个模型是以国内政治的多头政治假设为基础的，将“双层博弈”作为起点。很多双层博弈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论结构，尤其是在国内层次（Snyder and Diesing 1977：510—524；Putnam 1988；Evans，Jacobson，and Putnam 1993；Mayer 1992；Iida 1993a，1993b；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Mo 1991，1994，1995）。第三章提出了形式模型，表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互动是如何塑造国家间合作的。在这个模型中，国际层次是无政府状态，制度不起作用，涉及两个单一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内博弈则涉及三个行为体，它们共享政策制定的权力。将上述两个层次相结合，这个模型提出了联系国内政治和国际协定谈判与批准的假说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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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应用于一个特定的经验问题：为什么国家同其他国家合作？更具体而言，为什么合作的程度因议题领域、时间以及国家而不同？之前的观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强调国际因素。但在本书的模型中，相比国家对其他国家相对获益或者欺骗可能性的担心，合作努力的国内分配性结果更阻碍国家间合作。国际谈判通常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而失败，这样的谈判也常常是因为国内政治而发起。国内考量影响了合作的所有方面。现有的国际合作理论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影响，因此本书目标就是纠正这种失误。这就需要一种国内影响的理论，尤其是考虑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互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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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性发现就是，国内政治，即使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也使得国家间合作变得更加困难。无政府状态下的两个单一国家，要比同样的两个行为体，而其中一个必须要考虑国内政治，更为容易达成合作协定。国内政治使得合作难以发生，而且会改变合作协定可能达成的内容。这意味着即使对国家合作能力持最悲观看法的现实主义，可能也过于高估了国家合作的可能性。降低国际博弈的无政府状态也许会增加合作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结果依赖于国内政治状况。如果国内环境也处于同样的无政府条件，那么体系层次的无政府状态程度的改变并不必然会对合作的可能性产生影响。不论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程度的看法是否正确，国家间实现合作要比国际关系学者所认为的还要难。国内政治也会影响所有国际协定的内容。仅仅关注于国家的相对能力，并不能完全理解协定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不考虑国内政治将会明显地导致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国家间合作过于乐观，而且不能理解合作性协定内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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