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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观点是建立在理性行为体的假设基础上。理性选择理论的效用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学者（以及其他学者）都发现其严重的缺点以及效用的有限（比如Green and Shapiro 1994）。即使理性选择的支持者也承认其存在的严重问题（Elster 1979；Kreps 1990）。理性选择理论应该被看作是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而不是万灵药。对理论的检验应该视其能否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以及有助于产生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可检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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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模型一样（无论是不是理性选择模型），本书的模型也并非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它是用来提出有关双层博弈如何运转的抽象假设。它也不是双层博弈模型的最终定案。仍然可以建立多种不同的模型，我希望将会出现这些模型。本书的模型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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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运用理性选择理论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尽管要在头脑中对其不足有所认识，但理性选择仍具有下列益处。第一，其使用的假设可以清楚、明白地阐释。从这些假设中，结论可以自然得出。因此，改变这些假设就可以改变结果，有时理性选择要比其他方法更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假设的改变和结果的比较能够带来该领域积累性进步。正如克雷普斯（Kreps 1990：88—89）在讨论博弈论时特别指出：“（通过改变假设，）它增强了……将制度置于一个略微复杂的背景下的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检验特定观点逻辑一致性的方法……而且改善了逻辑思考的方式，假设的微小变动能够带来结论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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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个方面是其在经济学中的主要优势。研究不同假设能够打开知识的新领域。凯恩斯对供给与需求关系假设的变动引发了宏观经济学的新视野，经济行为体理性假设的改变创造了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新分支，完全竞争假设的改变导致了新的贸易政策模型，也就是战略贸易理论。这些新的起点——不管我们是否认为它们是进步的——都是缘于学者对此前模型假设的理解以及通过改变假设观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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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改变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核心假设，也就是国家是单一的。1相反，我们假定国家是多头政治的——至少由两个分享决策权的行为体组成。改变这一假定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影响。本书也对行为体面临的条件作出了其他假设。这些或多或少也都需要检验。希望其他学者能够改变这些假设，并检验这些结果。本书认为理性选择模型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控制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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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其促进研究的方式，即使有时它不能准确预测。实际上，理性选择预测的失灵可以是也一直是扩展我们理解的促进剂。比如，博弈论中的谈判研究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早期谈判模型使用完全信息假设，其核心结论是行为体应该达成直接协定，并抓住所有能够提供共同利益的合作机会。在谈判中也就应该没有拖延与协定的失败。这种明显的错误引发人们建立运用不完全信息和信号的新模型，并且产生了有趣的结果（Keenan and Wils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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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模型中，我们期待政治领导人会预期本国立法机构和利益集团对自身达成协定的反应。完全信息条件意味着领导人决不会让协定被国内否决。如果知道协定将被否决，所以他们就不会达成协定，也不会遭受被否决的代价。他们可以预料否决，从而不启动国际谈判。正如案例所示，这种预期是不正确的。政治领导人确实会招致对其协定的否决。如果一个人相信完全信息假设的合理性，那么案例就会产生模型的反常现象。行政机构常常无法正确预期它们的国内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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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们相信完全信息假设只是比较分析的有用起点，那么模型就必须纳入不对称或不完全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入不对称或不完全信息。本书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假设立法机构对外国的偏好不确定，因此也就对国际协定的具体内容没有把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即使行政机构了解立法机构的偏好，国际协定仍然可能被拒绝。在这样的例子中，模型表明即使能预期反应也无法防止对国际协定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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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利用理性选择模型和作出明确的假设，我们能够产生清楚的预测，并可在假设改变时，观察会发生什么。这涉及上面所提及的两点。完全信息的例子不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国际协定被国内否决。通过加入不对称信息，改变假设，会产生新的预测并为理解这一事实提供新方法。因此理性选择模型提醒我们注意，信息的国内分布可能会影响国内和国际博弈的进行。这个多少有些惊人的结论让我们注意到了以往被忽视的变量。注意到了这一点的理论，尤其是体系层次的理论，倾向于关注国际层次上国家间的信息分布，明显体现在对错误知觉和机制理论的研究中（比如Jervis 1976；Keohan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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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国内分布仍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在双层博弈的主要研究（Evans，Jacobson，and Putnam，1993）中，因经验案例而提出了这个议题，但是仍然缺少对这个因素的系统研究。然而，对国内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国际影响的关注成了最近一些研究的主题（Fearon 1994；Downs and Rockes，1995）。因此，完全信息假设可能会产生同经验事实明显不同的结果。改变这一假设不仅能够产生更好的解释，也能够产生有趣的新发现。因此，即使存在诸多问题，但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价值或许就在于不准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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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期国家何时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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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国际合作的观点是悲观的。现实主义者相信国家对欺骗和相对收益的关注是合作的根本障碍，但本书模型表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国内政治。行为体对合作的国内分配性影响的担心使得合作更为不可能。相较于两个单一国家之间的无政府博弈，本书模型表明多头政治假设并未使合作的可能性增加。国内政治的加入对国际合作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当合作不可实现时，我们不能简单地问国家间存在什么问题，还应该问每个行政机构面临着什么样的国内政治问题以及为何不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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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的哪些因素使得国家间合作如此困难？第一，内部分裂是合作的负面因素。只要控制政策制定的行为体具有不同偏好，合作可能性就会降低；这些偏好差异越大，合作的可能性越低。分治政府，也就是中间议员和行政机构的偏好是不同的，仅是其中一例。如模型和案例所示，政府越是分治，它越难以合作，而且在它所能接受的条款上，越受到国内压力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预测最不可能的合作行为是在少数的议会制政府和分治的总统制政府。因此，可以预期在1986—1988年和1993—1995年，法国政府处于分治时期，法国应该在任何议题上的合作都比1989—1993年更为困难。1994年日本的羽田孜少数政府要比之前和之后的多数政府更难合作。因为选举，政党对国会和行政机构控制的改变可能对国际合作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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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领导人的偏好也是重要的。如果选民选出具有鹰派偏好的总理或总统，那么合作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因为合作必须由这些政治领导人发起，所以他们的偏好是重要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是典型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数时期，撒切尔对几乎所有欧洲合作的强烈反对给欧盟国家带来了严重困难。如果法国选举一个勒庞（Le Pen）或塞甘（Séguin）这样的人，或是英国选举一个保守的欧洲怀疑主义者，都将对欧洲未来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美国若选举了更为孤立主义的政治家也将为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联系制造麻烦。即使立法机构和多数民众期待合作，但是具有鹰派偏好的领导人的当选也会使得合作更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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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对国际经济开放的增加会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么？增加的开放性应该使得领导人对合作更感兴趣，也会使更多国内行为体期待合作，甚至可能如同罗戈斯基（Rogowski 1987）所认为的，促使国家以更为偏好合作性行为的方式来改变政治制度。总的来说，这使我们预期其他条件相同，开放与合作性行为间存在的线性关系。这里“其他条件相同”是最重要的。其他变量的改变，比如政治领导人偏好或分治政府的变化，都会抵消这个趋势。而且，某一议题领域国内偏好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框定国内批准博弈。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一国国际经济的开放程度的增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当其他所有因素维持恒定的条件下，增加的开放性会促进政治领导人的合作兴趣。但是其他因素——包括本书所界定的——很少保持恒定，因此本书模型并不期待这种更多合作的线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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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并不预期会看到一组国家间能实现全面的合作。合作会因议题领域而不同。对某些国家，它们会在某些议题上乐于合作，而在其他议题上则不是。尽管国际层次的理论，如霸权稳定论和均势等，不能预测当霸权存在或均势发生时在哪些领域会出现合作，但我的论点可估测国内偏好的不同结构和权力共享安排会使不同的议题领域具有不同的合作可能。反过来，我们也不会预期国家间合作会在所有问题领域上同时出现破裂。如果本书的论点正确，合作性结果的前景因议题不同的差异要大于因国家产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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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合作应该看作是国内政治的函数。如前文所讲，国际合作常常似乎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当国内政策发生的变化使政治领导人的合作努力更加有利可图时，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比如，一国追求单边贸易自由化政策意味着该国会有更大的兴趣同其他国家合作以降低贸易壁垒。反过来，当政治领导人改变国内政策，使得协调性政策更加困难时，我们将看到更少的合作。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试图保护和支持美国农民的一系列国内农业政策的推行意味着农业领域的贸易自由化成了美国政治领导人和农民讨厌的事情，他们将农业问题从GATT谈判中撤出。相比之下，支持农民的国内政治决定但缺少国家资源来支持该政策使得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热心于欧洲农业领域的合作。因此，单边的国内政策变化可能预示着国家间的合作。最后，只有当行政机构感到国际合作能够有助于其力图实现的国内目标时，甚至所有对欺骗和相对收益的国际担心都能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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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为体的单一国家与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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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的理论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国家单一行为体的假设。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尤其是现实主义及其主要竞争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将国家视为单一的行为体（Waltz 1979；Keohane 1986，1989）。这些理论认为国家就像个人，具有单一的偏好序列，因此具有对政策进行得失计算而得出净收益的能力。这些观点认为存在一个国家利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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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本书理论而言，这样的国家实体并不存在。实际上，行为体是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偏好和目标的多个集团。比如，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通常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即使它们的总体目标可能是相同的（即再次当选）。政治领导人根据谁将投票选举自己，对政策做出不同的评估。事实上，每项政策选择都为政治领导人提供了不同水平的效用。这些不同的效用水平不能通过简单相加来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这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要的一个原因是行为体通过策略博弈来达成最接近自身偏好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效用的算术相加并不符合这种博弈的政治后果。行为体的效用并不能直接或简单地转变为结果。第二，这些效用的差异水平不能相加，因为这涉及人与人之间效用的比较。因此，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政策偏好，在任何议题上都没有单一的国家偏好序列，以及单一的国家“利益”。有时行为体的目标会同国家追求的目标不同，通常这关系到目标之间的取舍是如何发生的，比如是要更多安全还是更多增长？但是通常也会存在国家内部所有行为体一致同意的目标，比如经济增长和安全。即使是这样，行为体内部仍会爆发冲突，因为他们的喜好不同——并因此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也不同。政策偏好上的这些差异构成了国内政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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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头政治假设更为现实，但它是否对事件提供了更简洁和清晰的解释呢？华尔兹（Waltz 1979：65）强烈反对放宽单一行为体假设。下面值得详细引用，他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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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通过研究国家内部是不可能理解世界政治的。当国家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成了我们须特别关注乃至成为核心问题时，那么我们就被迫退回到描述层次……如果行为体所处的条件影响到其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那么努力从单元层次上进行解释就会导致变量的无限扩展，因为在这个层次上，没有一个变量或一组变量是足以产生观测到的结果的。当采取的方法不能理解所研究问题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时，就会有所谓的变量过度增加。变量不断增加以解释似乎独立的影响。在体系层次被省略的因素再次被引入——如果从根本上被引入——将特点、动机、责任或其他什么的赋予各个行为体……但是，并不存在逻辑上合理和可推论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源于体系的影响能够被归结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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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尔兹而言，没有单一行为体假设，我们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国际政治。他的反对是有问题的。首先，对单元是什么仍然是混乱的。如果我们深入国家内部，单元和体系层次是变化的。国家不再是行为体或者分析单元，而是国内集团成了行为体，“国家”则成了体系。如果做如下修正，华尔兹的第三句话仍是正确的：“如果行为体的（国内政治）条件影响其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那么单元层次上的解释努力（比如关注每个国内集团）就会导致变量的无限扩展。”问题在于下一步。华尔兹假定单一国家仅存于国际体系之中，而不是一组国内集团存在于国内和国际体系之中。出于某些原因，国际体系被视为重点，而忽视国内政治体系，为什么一个行为体运转的体系要优于其他的体系？华尔兹只有假设单一国家是政治中的唯一行为体，他才能维持国际体系是唯一重要的体系这一结论，华尔兹又回到了前面所引述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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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同第二个问题相联。华尔兹认为：“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实现的结果罕有同行为体意图一致的。为何其目标反复被阻止？答案显然并不在于行为体的个体特征或动机，而是在于行为体的共同行动”（Waltz 1979：65）。这或许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研究既未对单一国家假设提供证明，也没有对忽视国内政治体系提供支持。问题在于谁是行为体。如果我们假定国内集团是行为体，那么国内政治体系就会像国际体系一样对意想不到的结果作出解释。下一个句子则阐明了华尔兹所讨论的国家是唯一行为体的含义。但是如果我们将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以及利益集团看作行为体，那么国际政治的非目的性结果既与国际体系有关，也与国内谈判博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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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对人自身的研究来类比。比如想了解人的情绪。很清楚，人的情绪的重要方面要涉及对更大的社会体系的理解，人是生活在社会体系中的。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经济的、政治的、感情的等等——应当对其精神状态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若停留在此，仅看到了图画的一半。情绪同样依赖于其所在的物质体系——人体。他们的基因构成和生化系统也会以重要方式影响情绪状态。仅关注大的社会体系——如同华尔兹的国际体系——只会给我们部分图景，对天性和后天养成的辩论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且，我们仍不清楚为什么大的社会体系应当优先于内部的物质体系。实际上，常被视为使用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961）相信，最终我们会理解人类的行为更多是源自于人体的生化系统以及对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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