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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一书的核心论断是，处于两极或多极体系下的多个大国与处于单极体系下的唯一大国在行为方式上会存在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关系到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三类体系下的大国行为。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下，大国没有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彼此之间展开安全竞争。它们的目标是以牺牲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权力，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确保权力的天平不会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转变。原因很简单：因为生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无法确信其他国家的意图，它们极其热衷于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强大，由此使自己的生存前景最大化。这一逻辑可以解释大国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下为何会展开安全竞争，我之前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此作了详尽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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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单极世界中，唯一大国不必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只因为它的生存得到了有效保障。它是如此安全，因为没有其他大国——依据定义——对它构成威胁。实际上，大国政治不适用于单极体系，因为体系中只有一个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单极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一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不必与一个敌对大国展开安全竞争。如果唯一的极国家高度信仰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对外征伐的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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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与两极或多极相比，单极体系下的国际政治截然不同。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的核心论断不太适用于解释美国在单极时刻的外交政策。《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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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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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是国际体系中仅存的两个大国，它们从始至终都在进行一场严酷的安全竞争。在冷战初期，中国与苏联结盟，与美国是宿敌。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恶化，最终完全破裂。70年代，美国明智地利用这一发展，与中国建立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一共同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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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冷战结束。两年之后的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体系走向终结，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单极体系。当然，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是唯一的大国，这意味着它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全世界开展社会工程，从而根据美国的意向塑造世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将自由主义霸权当作自己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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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野心勃勃的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在全球扩展自由民主制度，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建立强大有效的国际制度。本质上，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彼此之间开展经济往来，受到一系列共同规则的约束。其潜在假定是，世界按照这种方式构造会在很大程度上远离战争，带来普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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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时刻的美国对华政策也符合自由主义霸权的目标。美国决策者相信，与一个崛起的中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关键是与之接触，而不是像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进行遏制。人们普遍认为，接触会让中国积极加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制度，也有助于让它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越来越富裕。反过来，这些发展会让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中国会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有强烈的动机维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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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使两国在后冷战时期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事态在2016年左右发生变化，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体系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因此，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年就明确表示，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挑战，意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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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多极世界中，美国显然是三个大国之中最强大的，俄罗斯是最弱的。中国比俄罗斯更强大，但是没有美国强。但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崛起的快车道上，有理由认为它会强大到足以像美国主宰西半球那样主宰亚洲的地步。不过，美国决策者不会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正因如此，美国已经开始转向遏制中国。这一动态变化，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很可能会加剧，会导致两个国家展开高调的经济和军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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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美关系自2017年以来显著恶化，可能还会持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力量对比从单极转向多极。尤其是，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在美国愚蠢的推动下，导致两国会变成像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那样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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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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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应该会对《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本书用很大篇幅讨论了民族主义——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大国有强烈的倾向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有时在战略上是有意义的。然而，需要理解的是，民族主义导致大国很难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目标国家的政治。我的这本书极其详细地展示了民族主义在挫败自由主义霸权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关键作用。美国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是一个警醒。民族主义的阻遏力量不应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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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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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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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英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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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年前动笔写作这本书时，我对本书的主题有两种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想要解释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为何如此容易失败，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我尤为感兴趣的是解释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惨败——这些惨败还在持续积累，以及美俄关系的不断恶化——到2014年因乌克兰问题出现严重破裂。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美国的世界角色如此乐观，这个主题就变得更加有趣了。我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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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写一本关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互动，从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著作。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但我从未详细研究过这个话题。当然，我写了很多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并在之前的几部作品中探讨了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我认为写一本比较和对照这三个“主义”的书会很有趣，特别是自从我知道还没有文章或著作这样做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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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思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三分法提供了一个用来解释1989年以来（特别是2001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为何失败的理想模板。那时，我写这本书的两个理由恰好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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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基本论点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采取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这一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强大的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讲，美国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意象重塑世界。这项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界被广泛接受，支持者们认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并且可以缓解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问题。它能够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让自由民主国家更加安全地抵御内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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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就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这项战略总是会产生一些让这个国家背离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但后者最终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的生活事实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美国是一个具有浓厚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外交政策精英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抱有近乎下意识的敌意。但这种思维只能导致外交政策上的麻烦。美国决策者应该明智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基于现实主义奉行更加克制的政策，恰当地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对大国形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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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更深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日子。1976年秋天，我参加了艾萨克·克拉莫尼克（Isaac Kramnick）教授讲授的政治理论专题研讨。这门课向学生们介绍了柏拉图（Plato）、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马克思（Marx）等开创性思想家们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比我参加的任何其他课程都要大。事实上，我仍然留着这门课的笔记，这么多年来我至少查阅过五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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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有三个方面对我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第一，我学到了各种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且这门课对它们作了相互对比。第二，这门课教会我理论对于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之所以反复参考课程笔记，是因为我记得那些理论家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对当代政治问题有重大影响。第三，我认识到，人们可以用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简明语言来讨论和书写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通常很难弄清楚我们阅读清单上的著名理论家究竟在说什么，但克拉莫尼克教授能够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讲解他们的理论，不仅使它们易于理解，而且还明确了它们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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