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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使两国在后冷战时期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事态在2016年左右发生变化，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体系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因此，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年就明确表示，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挑战，意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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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多极世界中，美国显然是三个大国之中最强大的，俄罗斯是最弱的。中国比俄罗斯更强大，但是没有美国强。但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崛起的快车道上，有理由认为它会强大到足以像美国主宰西半球那样主宰亚洲的地步。不过，美国决策者不会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正因如此，美国已经开始转向遏制中国。这一动态变化，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很可能会加剧，会导致两个国家展开高调的经济和军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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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美关系自2017年以来显著恶化，可能还会持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力量对比从单极转向多极。尤其是，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在美国愚蠢的推动下，导致两国会变成像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那样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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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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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应该会对《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本书用很大篇幅讨论了民族主义——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大国有强烈的倾向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有时在战略上是有意义的。然而，需要理解的是，民族主义导致大国很难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目标国家的政治。我的这本书极其详细地展示了民族主义在挫败自由主义霸权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关键作用。美国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是一个警醒。民族主义的阻遏力量不应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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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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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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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英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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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年前动笔写作这本书时，我对本书的主题有两种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想要解释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为何如此容易失败，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我尤为感兴趣的是解释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惨败——这些惨败还在持续积累，以及美俄关系的不断恶化——到2014年因乌克兰问题出现严重破裂。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美国的世界角色如此乐观，这个主题就变得更加有趣了。我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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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写一本关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互动，从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著作。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但我从未详细研究过这个话题。当然，我写了很多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并在之前的几部作品中探讨了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我认为写一本比较和对照这三个“主义”的书会很有趣，特别是自从我知道还没有文章或著作这样做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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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思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三分法提供了一个用来解释1989年以来（特别是2001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为何失败的理想模板。那时，我写这本书的两个理由恰好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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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基本论点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采取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这一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强大的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讲，美国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意象重塑世界。这项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界被广泛接受，支持者们认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并且可以缓解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问题。它能够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让自由民主国家更加安全地抵御内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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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就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这项战略总是会产生一些让这个国家背离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但后者最终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的生活事实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美国是一个具有浓厚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外交政策精英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抱有近乎下意识的敌意。但这种思维只能导致外交政策上的麻烦。美国决策者应该明智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基于现实主义奉行更加克制的政策，恰当地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对大国形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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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更深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日子。1976年秋天，我参加了艾萨克·克拉莫尼克（Isaac Kramnick）教授讲授的政治理论专题研讨。这门课向学生们介绍了柏拉图（Plato）、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马克思（Marx）等开创性思想家们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比我参加的任何其他课程都要大。事实上，我仍然留着这门课的笔记，这么多年来我至少查阅过五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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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有三个方面对我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第一，我学到了各种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且这门课对它们作了相互对比。第二，这门课教会我理论对于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之所以反复参考课程笔记，是因为我记得那些理论家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对当代政治问题有重大影响。第三，我认识到，人们可以用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简明语言来讨论和书写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通常很难弄清楚我们阅读清单上的著名理论家究竟在说什么，但克拉莫尼克教授能够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讲解他们的理论，不仅使它们易于理解，而且还明确了它们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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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旨在以理论为核心。本书的基本前提是，理论对于理解政策问题至关重要。但是本着艾萨克·克拉莫尼克的精神，我已经尽力清楚地阐明我的论点，以便任何受过良好教育和感兴趣的读者都能够掌握它们。坦率地说，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不错的沟通者，而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当然，只有读者才能确定我是否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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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许多智者的帮助，我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我最想要感谢的是四个人，他们的印迹遍布全书。他们分别是伊丽莎·格奥尔基（Eliza Gheorghe）、玛丽亚·格林伯格（Mariya Grinberg）、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他们不仅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观点，使我改变了一些特定论述，而且还发现了我忽略的矛盾之处，并就如何重新组织章节以及书的整体结构提出了明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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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提交耶鲁大学出版社之前，书稿历经五次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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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在第二份重大修改稿完成之后，我参加了一次书稿研讨会，其中有来自芝加哥大学以外的六位学者——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马修·科克（Matthew Kocher）、约翰·欧文（John Owen）、塞巴斯蒂安·罗萨托、斯蒂芬·沃尔特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他们非常友好地阅读了完整书稿，花了八个小时进行详细批评。他们在研讨会以及随后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交流中的反馈促使我作出了大量修改，其中一些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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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书稿研讨会的其他参与者，包括我的好朋友托马斯·德金（Thomas Durkin），给了我关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如何威胁国内公民自由并推动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发展的明智建议。我还有幸邀请到芝加哥大学的全体国际关系同事——奥斯汀·卡森（Austin Carson）、罗伯特·古洛蒂（Robert Gulotty）、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罗伯特·帕普（Robert Pape）、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迈克尔·里斯（Mi-chael J.Reese）和保罗·斯塔尼兰（Paul Staniland）参与讨论。他们也提出了极好的评论，帮助我收紧了一些论点，也迫使我修改了其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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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谢肖恩·林恩琼斯（Sean Lynn-Jones），他通读了书稿并给了我一套详细的评论，帮助我完善了手稿的最终版本。我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威廉·弗鲁赫特（William Frucht），他在编辑最终版本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推动我努力收紧某些论点，同时他还精简了所有这些论点，让这本书更易读。在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ue）的帮助下，利兹·许勒尔（Liz Schueler）做了很好的编辑工作，卡伦·奥尔森（Karen Ol-son）高效而愉快地处理了后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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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人帮助我——有些在小的方面、有些在大的方面——完成这本书，包括塞纳·阿克蒂尔克（Sener Akturk）、泽伊内普·布卢特吉尔（Zeynep Bulutgil）、乔恩·卡弗利（Jon Caverley）、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布拉克·卡德肯（Burak Kadercan）、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珍妮弗·A.林德（Jennifer A.Lind）、加布里埃尔·马雷斯（Gabriel Mares）、马克斯·米尔斯海默（Max Mearsheimer）、尼古拉斯·米尔斯海默（Nicholas Mearsheimer）、拉詹·梅农（Rajan Menon）、努诺·蒙蒂罗（Nuno Monteiro）、弗朗西丝卡·摩根（Francesca Morgan）、瓦莱丽·莫克维希斯（Valerie Morkevicˇius）、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桑卡尔·穆图（Sankar Muthu）、戴维·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约瑟夫·帕伦特（Joseph Parent）、唐·雷诺（Don Reneau）、玛丽伊芙·雷尼（Marie-Eve Reny）、迈克尔·罗索尔（Michael Rosol）、约翰·许斯勒（John Schuessler）、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盛玉冰（Yubing Sheng，音译）、汤姆·斯威策（Tom Switzer）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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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和亨利·R.卢斯（Henry R.Luce），他们邀请我参加2017年的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讲座。我在耶鲁大学的三个讲座实际上是本书的核心要素。我还要对芝加哥大学表示感谢，35年以来它一直是我的学术之家，并且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慷慨的支持，这些研究不仅产生了这本书，而且实际上几乎产生了自1982年我开始在那里担任助理教授以来所写的所有东西。此外，我要感谢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基金会资助我的研究和书稿研讨会。我特别感谢其研究副总裁威廉·鲁格（William Ruger）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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