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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思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三分法提供了一个用来解释1989年以来（特别是2001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为何失败的理想模板。那时，我写这本书的两个理由恰好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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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基本论点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采取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这一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强大的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讲，美国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意象重塑世界。这项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界被广泛接受，支持者们认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并且可以缓解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问题。它能够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让自由民主国家更加安全地抵御内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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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就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这项战略总是会产生一些让这个国家背离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但后者最终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的生活事实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美国是一个具有浓厚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外交政策精英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抱有近乎下意识的敌意。但这种思维只能导致外交政策上的麻烦。美国决策者应该明智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基于现实主义奉行更加克制的政策，恰当地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对大国形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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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更深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日子。1976年秋天，我参加了艾萨克·克拉莫尼克（Isaac Kramnick）教授讲授的政治理论专题研讨。这门课向学生们介绍了柏拉图（Plato）、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马克思（Marx）等开创性思想家们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比我参加的任何其他课程都要大。事实上，我仍然留着这门课的笔记，这么多年来我至少查阅过五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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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有三个方面对我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第一，我学到了各种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且这门课对它们作了相互对比。第二，这门课教会我理论对于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之所以反复参考课程笔记，是因为我记得那些理论家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对当代政治问题有重大影响。第三，我认识到，人们可以用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简明语言来讨论和书写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通常很难弄清楚我们阅读清单上的著名理论家究竟在说什么，但克拉莫尼克教授能够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讲解他们的理论，不仅使它们易于理解，而且还明确了它们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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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旨在以理论为核心。本书的基本前提是，理论对于理解政策问题至关重要。但是本着艾萨克·克拉莫尼克的精神，我已经尽力清楚地阐明我的论点，以便任何受过良好教育和感兴趣的读者都能够掌握它们。坦率地说，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不错的沟通者，而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当然，只有读者才能确定我是否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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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许多智者的帮助，我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我最想要感谢的是四个人，他们的印迹遍布全书。他们分别是伊丽莎·格奥尔基（Eliza Gheorghe）、玛丽亚·格林伯格（Mariya Grinberg）、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他们不仅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观点，使我改变了一些特定论述，而且还发现了我忽略的矛盾之处，并就如何重新组织章节以及书的整体结构提出了明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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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提交耶鲁大学出版社之前，书稿历经五次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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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在第二份重大修改稿完成之后，我参加了一次书稿研讨会，其中有来自芝加哥大学以外的六位学者——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马修·科克（Matthew Kocher）、约翰·欧文（John Owen）、塞巴斯蒂安·罗萨托、斯蒂芬·沃尔特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他们非常友好地阅读了完整书稿，花了八个小时进行详细批评。他们在研讨会以及随后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交流中的反馈促使我作出了大量修改，其中一些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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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书稿研讨会的其他参与者，包括我的好朋友托马斯·德金（Thomas Durkin），给了我关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如何威胁国内公民自由并推动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发展的明智建议。我还有幸邀请到芝加哥大学的全体国际关系同事——奥斯汀·卡森（Austin Carson）、罗伯特·古洛蒂（Robert Gulotty）、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罗伯特·帕普（Robert Pape）、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迈克尔·里斯（Mi-chael J.Reese）和保罗·斯塔尼兰（Paul Staniland）参与讨论。他们也提出了极好的评论，帮助我收紧了一些论点，也迫使我修改了其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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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谢肖恩·林恩琼斯（Sean Lynn-Jones），他通读了书稿并给了我一套详细的评论，帮助我完善了手稿的最终版本。我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威廉·弗鲁赫特（William Frucht），他在编辑最终版本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推动我努力收紧某些论点，同时他还精简了所有这些论点，让这本书更易读。在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ue）的帮助下，利兹·许勒尔（Liz Schueler）做了很好的编辑工作，卡伦·奥尔森（Karen Ol-son）高效而愉快地处理了后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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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人帮助我——有些在小的方面、有些在大的方面——完成这本书，包括塞纳·阿克蒂尔克（Sener Akturk）、泽伊内普·布卢特吉尔（Zeynep Bulutgil）、乔恩·卡弗利（Jon Caverley）、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布拉克·卡德肯（Burak Kadercan）、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珍妮弗·A.林德（Jennifer A.Lind）、加布里埃尔·马雷斯（Gabriel Mares）、马克斯·米尔斯海默（Max Mearsheimer）、尼古拉斯·米尔斯海默（Nicholas Mearsheimer）、拉詹·梅农（Rajan Menon）、努诺·蒙蒂罗（Nuno Monteiro）、弗朗西丝卡·摩根（Francesca Morgan）、瓦莱丽·莫克维希斯（Valerie Morkevicˇius）、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桑卡尔·穆图（Sankar Muthu）、戴维·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约瑟夫·帕伦特（Joseph Parent）、唐·雷诺（Don Reneau）、玛丽伊芙·雷尼（Marie-Eve Reny）、迈克尔·罗索尔（Michael Rosol）、约翰·许斯勒（John Schuessler）、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盛玉冰（Yubing Sheng，音译）、汤姆·斯威策（Tom Switzer）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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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和亨利·R.卢斯（Henry R.Luce），他们邀请我参加2017年的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讲座。我在耶鲁大学的三个讲座实际上是本书的核心要素。我还要对芝加哥大学表示感谢，35年以来它一直是我的学术之家，并且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慷慨的支持，这些研究不仅产生了这本书，而且实际上几乎产生了自1982年我开始在那里担任助理教授以来所写的所有东西。此外，我要感谢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基金会资助我的研究和书稿研讨会。我特别感谢其研究副总裁威廉·鲁格（William Ruger）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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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很幸运拥有一流的行政助理，他们不仅帮助我处理作为教授和学者的日常后勤需求，而且还为我作了大量的研究。梅甘·贝兰斯基（Megan Belansky）、埃玛·奇尔顿（Emma Chilton）、索维克·德（Souvik De）、伊丽莎白·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和迈克尔·罗利（Michael Rowley）都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并为这本书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也很感谢我从我的家庭得到的所有支持，尤其是来自我的妻子帕梅拉（Pamela）的支持，她从未抱怨过我花在写作和重写书稿上的无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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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多年来教过的所有学生，我的教学生涯可以回溯到1974年我在纽约州北部的莫霍克山谷社区学院教授的第一门课程。我在这里在最为广义的意义上使用“学生”这个词，包括那些没有正式上过我的课程，但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助于塑造他们的思维的人。我喜欢教学，因为通过向学生传授知识，帮助他们提出自己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论，我感到非常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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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多年来我从与学生的互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讨论课，我经常在课堂上以一种方式思考课程提纲里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离开课堂后却因为学生们说的话而以另一种方式去思考它。主讲大课也是一项重要的学习经历，因为它迫使我去组织对宏大主题的思考，并弄清楚如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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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多年来与学生一起教学和工作有助于塑造我对国际政治的思考，这些都反映在本书的每一页中。我对此永远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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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一章 不可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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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想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讲，自由主义国家试图广泛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描述当一个强大的国家以牺牲均势政治为代价实施这一战略时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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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许多人，特别是外交政策精英中的那些人，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是一项国家应该像接受公理一样接受的明智政策。从道德和战略的角度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都被认为会产生显著的积极意义。对于发起者而言，它被认为是保护人权的绝佳方式，有时候专制国家会严重侵犯人权。而且，由于这项政策假定自由民主国家不想相互开战，它最终提供了超越现实主义和促进国际和平的方案。最后，支持者声称它可以通过消除威权国家来保护国内的自由主义，否则这些国家可能会助长自由国家内部时刻存在的不自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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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智慧是错误的。大国很少能够实施全面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只要存在两个或更多的大国，它们便别无选择，只能密切关注它们在全球均势中的地位，根据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各个大国都高度关心自己的生存，而且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中总是存在着它们被另一个大国攻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大国经常用自由主义言辞来包装它们精明务实的行为。它们说话是自由主义的，行事则是现实主义的。如果采取了与现实主义逻辑不一致的自由主义政策，它们总是会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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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很少会遇到如此有利的力量对比，以至于它能够奉行自由主义霸权。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单极世界中，一个大国不必担心被另一个大国攻击，因为没有其他大国。于是，唯一信奉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几乎总是会放弃现实主义，转而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自由主义国家头脑中的十字军心态根深蒂固，难以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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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珍视不可剥夺或自然权利的概念，因此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极度关心地球上几乎每个人的权利。这种普遍主义逻辑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那些严重侵犯其公民权利的国家的事务创造了强大动力。为了更进一步，确保外国人的权利不被践踏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之中。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一种积极的政权更迭政策，目标是推翻独裁者，并代之以自由民主政权。自由主义者并不畏惧这一任务，主要是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国家在国内外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充满信心。建立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也被认为是实现国际和平的方案，它不仅可以消除战争，而且可以大大减少核扩散和恐怖主义这对祸害，如果不是完全消除的话。最后，它是保护国内自由主义的理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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