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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将人类的社会本质淡化到几乎无视它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将人视为原子主义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者明智地强调，在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任何普世共识。因此，在回答关于人性的关键问题时，自由主义以一对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人性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在与自由主义相左时会胜过自由主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是国际政治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太关注个人和权利，而是从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世界，这反映出人类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对于什么构成美好生活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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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这三种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对生存的深切关注。我认为，各个民族都致力于拥有自己的国家，因为这是确保其生存的最佳方式，而生存永远不是理所当然的。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也受到生存问题的强烈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密切关注权力对比并最终寻求霸权。最后，生存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毕竟，这个理论的前提是相信个体有时会对第一原理持强烈不同意见，以至于互相残杀。国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充当警察，最大限度地维护每个人的生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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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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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详细定义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给它下定义很重要，因为它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是如此。确定所有这些术语的明确定义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对这些概念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国际政治作出一致论断的唯一途径。精确定义使得学者们可以让混乱繁杂的事实变得有序。它们还可以帮助读者判断某个作者的论断是否令人信服，如果不是，那么哪儿以及为何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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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或假的意义上，定义并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可以自由地定义我们认为合适的核心概念。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辨别不同的定义。评价任何定义的价值的首要标准是，它对于理解研究的现象有多大的帮助。我所选择的定义是我希望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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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词典里，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重视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概念。12对权利的关注是其普世基础——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正是促使自由国家追求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动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公共和学术话语极其强调通常所说的人权。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不仅是在西方。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指出：“人权定义了社会运动和政治实体——国家和国家间——最崇高的愿望。它们唤起希望，激发行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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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也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个人有时会对基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分歧，这就要求国家在争端有转变成暴力的危险之时能够维持秩序。与之相关，自由主义者非常重视宽容，这是一种鼓励人们即便存在根本性分歧也要互相尊重的规范。但是，虽然他们就所有这些问题达成一致，但自由主义者仍被一些根本分歧所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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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治自由主义有两种类型：有些人称之为权宜自由主义（modus vivendi liberalism）和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这是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术语。14它们之间基本上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个区别在于如何看待个人权利。权宜自由主义者几乎完全以个人自由的方式考虑权利，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指免于担心政府干涉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财产权是这些权利的典型例子。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自由免受来自更广泛的社会或外部的威胁。进步自由主义者同样珍视个人自由，有时称之为消极权利，但他们也坚定地致力于由政府积极推动一系列权利。例如，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的权利，这只有在政府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权宜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这种积极权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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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权利的讨论引出了权宜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除了在国内维持和平之外，它们对国家应该承担的角色有着巨大差异。权宜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社会，这与他们对保护个人自由的强调和对积极权利的怀疑一致。毫不奇怪，他们对政府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不屑一顾。进步自由主义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更偏好能够促进个人权利的积极国家，对政府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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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尽管两种政治自由主义在思想界中都受到极大关注，但在实践中，进步自由主义战胜了权宜自由主义。现代世界生活的复杂性和需求使得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深入参与社会工程，包括促进积极权利。这并不是否认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这项事业之中，或者一个国家的介入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仍处于干预主义国家的时代，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因此，总而言之，本书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进步自由主义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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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进一步指出关于自由主义定义的三点看法。首先，另外两种主义有时被归为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自由理想主义（liberal idealism）。当然，人们可以自由地将它们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变体，但我不这样做，因为它们有着不同于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的逻辑。特别是，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都不重视个人权利，但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功利主义的思想之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称自然权利是“修辞上的无稽之谈，堂而皇之的废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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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卡尔（E.H.Carr）的名著《二十年危机》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被公认为是对将自由主义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的经典批判。16事实上，他批评的对象并不是我在这里讨论的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卡尔既不关注权宜自由主义，也不关注进步自由主义，这两种主义在当时并不受到重视。相反，他的矛头对准自由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更有影响力。17因此，当我们讨论自由主义时，卡尔和我的意思是不同的，我们的批评没有多少重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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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自由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不重要，或者它们对于理解国际体系下的生活毫无用处。但它们是不同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评估它们对于国家行为的相关性需要单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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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由主义和民主这两个术语经常互换使用，或者用“自由民主”一词将二者结合起来。但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对它们加以区分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民主定义为一种具有广泛选举权的政府形式，公民可以在定期选举中选择他们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进而制定并实施管理政体的规则。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是完全关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国家赋予公民权利以特权，并通过法律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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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存在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民选的多数人践踏少数人的权利。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多数人的暴政，人们可以肯定地指出现实世界中的例子。然而，自由主义国家却几乎总是民主的，因为不可剥夺权利的概念显然意味着有权通过选举对自己的治理发表意见。马库斯·费希尔（Markus Fis-cher）明确指出：“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民主制度，而民主只在最低程度上意味着自由权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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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少数人提出以权利为基础的主张，且这些主张妨碍了多数人的决定时，自由主义国家是反民主的。虽然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反民主的，因为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以公民经民主程序通过的法律或规则为基础的。因此，本书中使用的自由主义国家一词意味着自由民主的国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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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本书是对自由主义的全面攻击，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我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怀有敌意。这是错的。我们必须将自由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实施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区分开来。我对自由主义在这两个领域的看法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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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内部，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善的力量，生活在一个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是极为令人满意的。我认为自己特别幸运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美国出生并度过一生。但是，自由主义在国际层次上是另一回事。正如美国近年来所做的那样，一个国家追求雄心勃勃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最终会使世界变得不那么和平。与此同时，它们冒着破坏国内自由主义的风险，这种结果应该让每个自由主义者的内心都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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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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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二章中详细阐述了对人性和政治的看法。我提出了我的基本政治理论，并将在后续章节中利用它来分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政治自由主义，重点关注了权宜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之间的异同，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政治自由主义主要是进步自由主义。我还简要地考察了功利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解释了为什么我不认为它们是自由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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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中，我讨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我还考察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对于普遍权利主张的局限性。到此为止，我几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由主义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上。本书上半部分的目的只是为了理解什么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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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第五章开始聚焦于自由主义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在此我详细考察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我的核心论点是，在一个国家能够采取自由主义霸权立场的极少数情况下，它通常会导致失败的外交和失败的战争。我还解释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如何在建立一个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最后，我评估了世界国家的可能性，如果它成为现实，将深刻改变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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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的核心论点是，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不只会招致失败，而且这么做会付出惨重代价。这样的国家总是会打无休止的战争，而这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国际冲突。我还描述了这种自由军国主义通常如何给对象国带来巨大代价，同时危及国内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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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七章中提到，即使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想要实现其主要目标——广泛传播自由民主、建立开放的世界经济、创设许多令人瞩目的国际制度，这也不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安全竞争仍然存在，很有可能会导致战争。原因在于，为自由主义霸权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预期作支撑的三种理论——民主和平理论、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都存在根本缺陷。我在第八章总结了对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发展轨迹的一些看法。我评估了美国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并采取基于现实主义的克制外交政策的前景，同时强调了民族主义严重限制了大国直接干预其他国家政治的能力这一事实。我还对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任职期间对美国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一些谨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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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第二章关于人性的讨论侧重于个体特征，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分析集中于它与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到第八章的讨论涉及这种主义与国际政治如何联系起来。当然，这个基本模板反映了所有国际关系学者都关注的三个分析层次——个人、单位和体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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