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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杜威的教育理想总是包括教会学生批判性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我们的理性能力为批判能力。（至少是好的）教育家教他们的学生提出难题和挑战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传统智慧。英国皇家学会的座右铭并非偶然，它自称是“持续存在的最古老的科学院”，其座右铭是：“不相信任何人的话。”58其结果是，高质量的教育使学生特别擅长批评所谓的真理，但却没有给予他们去发现除了经验上可证实的事实之外的事实的训练。教育磨炼了我们的理性能力，但最终使得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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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卢梭（Rousseau）早就说过：“我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一个共同利益，以便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永远以共同福祉为宗旨的国家里。”59当然，他所希望的情形永远不会实现，因为任何一群人都无法在基本问题上达成那种程度的共识。无论好坏，我们的批判能力都无法引导我们走向普遍真理或绝对法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相对主义是一个生活现实，即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相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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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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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种通常与自由主义一致的方式是，赋予个人以特权，主张个人先于社会，后者实际上是一种由一群人自愿创造的人造结构。这种主张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是自由的施动者，主要靠自己形成身份。他们选择组建社会和政府以实现互利，但他们形成的社会群体基本上是个体的集合，并没有有意义地塑造其成员的身份。他们等于是出于便利目的而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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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人性的错误看法。个体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存在。那种认为任何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以与社会隔绝的个体开始生活，并能以这种方式生活一段时间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60我们都是从无助的婴儿开始生活的，至少在生命的头十年，高度依赖别人，在此期间，我们周围的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思考和对待世界的方式。没有其他途径。我们的个人主义与我们的理性能力密不可分，它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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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撤退到一个荒岛上，我们也无法逃避这样的事实：他人已经以深刻的方式把我们社会化了。想想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他遭遇海难，被困在绝望之岛上独自生活28年。他在那个岛上的思想和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英格兰约克郡长大后学到的一切所塑造的。撰写《鲁滨逊漂流记》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后来反思这本书时说道：“人是一种为社会而形成的生物，因此不仅可以说独处对他不好，而且他真的不可能独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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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笛福所暗示的，我们似乎也很清楚自己喜欢和别人交流。有证据表明，人类在心理上倾向于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人类天生就希望频繁地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包括其直系亲属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搬到偏远地区，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就连臭名昭著的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也继续与美国社会互动，尽管方式有限而又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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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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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人类自然而然地在比家庭单位更大的群体之中活动的首要原因。62首先，个人需要性伴侣，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也有助于更广泛地创造和维持家庭和物种。63繁殖的需要是所有物种共有的，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这需要寻找超出其直系亲属的性伴侣。当然，有了孩子意味着家庭不仅规模扩大，而且与其他家庭也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有利于社会群体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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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食物和生活的其他必需品方面，群体也比个人或单身家庭更有效率。构成任何规模庞大的群体的人不可避免地具有各种技能和才能，这将使他们能够创造分工。这种专业化和合作使其更容易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促进了更大的繁荣。此外，如果一个家庭独自经历严重困难，比如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那么孩子们就没有人可以求助。但是，如果他们嵌入社会群体，他们就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网络，可以介入他们的生活并提供帮助。最后，随着数量的增长，归属于一个群体可以使一个人免受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伤害。然而，大的规模并不能确保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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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群体是一种生存工具。通过相互合作，成员们最大化地维持生存和追求利益的前景，包括他们在繁殖上的利益。当然，无法保证他们能够在社会中生存，但他们在一个群体中的机会通常比单独行动时要高得多。尽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个人有强烈的动机去回避合作、采取自私的行动，但合作的必要性往往胜过利用群体中其他人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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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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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有着不同的实践和信仰。两个社会可能讲不同的语言，崇拜不同的神，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习俗和历史叙事。“社会，”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写道，“不仅仅是个人的加总。相反，由他们联合而形成的系统代表了具有其自身特征的具体现实。”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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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多样性——阻碍了全球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地球是巨大的，人们在无数地区面临的情况差异很大，因而世界各地的群体发展出独特的惯例和思维方式。但多样性也因为人们利用他们的批判能力对何谓美好生活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存在。不仅仅是环境塑造文化，个人也有能动性。这个简单的生活现实使得在社会群体中建立共识变得困难，尽管不是不可能。虽然有时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就其实践和信仰达成实质性共识，但几乎总是存在足够的重要差异，使这些社会作为独立实体运作。无法让各个社会变得相同，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已经并且将永远由众多具有独特文化的社会群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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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塑造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上非常重要。一个人出生所在的社会群体永远是他身份的一部分。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们在我们身上刻上“无穷无尽的烙印，而没有留下一份清单”65。我们对我们赖以成长并与我们的身份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别无选择。社会在那些个人极其重要的成长时期，为其提供的文化软件（cultural software）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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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试图改变它或者加入一个不同的社会，以此来拒绝她生在其中的文化。66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非常困难——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且注定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即使一个成功的人也仍然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她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试图改变的文化所塑造的，甚至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文化的囚徒。同样地，离开旧生活的人会带着文化上的成见去开始他的新生活，这些成见将继续以重要方式塑造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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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个来到美国的移民。无论他多么热切地接受美国文化，抵制旧国的价值观和传统，他的身份总会受到他年轻时所受文化的深重影响。比如，20世纪30年代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列奥·施特劳斯作为年轻人离开欧洲来到美国，在这里发展成为美国知识界的主要代表。然而，他们对世界的思考仍然深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在欧洲作为学生和初出茅庐的学者时曾经读过这些人的著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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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维系一个社会的黏合剂。人类可能是社会动物，但是组成社会的人们既是社群成员，也是个体。尽管他们经历了各种社会化，他们还是能够为自己着想，并且经常如此。有时，他们在解决重要问题时不会与他人合作，而是以自私和有害的方式行事。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社会群体中的人都很难就第一原理达成共识。不同强度的离心力在每个社会中都起着作用，有时它强大到足以使社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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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阻止这些离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社会群体中关于第一原理通常有相当程度的（尽管从来不是完全的）共识，因为成员有着相似的日常生活和共同的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出生起就被高度社会化以尊重他们的文化——会有一种意识，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说，认为他们所在的社会“不仅是那些活着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是那些活着的人、那些死去的人以及那些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68。群体成员倾向于彼此尊重并且发展高度的群体忠诚感，这使得他们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也能共同相处。成员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人们在其中为了集体利益而共同努力。大多数成员强烈地将群体的生存等同于自己的生存，这给予他们进行合作的强大动力，甚至在重大问题上放弃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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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用来维系一个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一个单一的问题暴露出如此深刻的分歧，以至于它存在着让社会分裂的危险（试想美国内战前的奴隶制问题）。有时极端的新情况会破坏一个社会的主要实践和信仰，在成员们试图重新形成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看法时，暴露出他们之间的深刻分歧（试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之后的德国）。有时，意想不到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社会失去了凝聚力（试想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侵略后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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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由此拒绝其文化的重要内容或者采取自私行动，除非那些不满的人得到安抚或被迫离开，否则共同体很难存续。简言之，个人自然而然在社会群体中活动，但他们对集体的承诺水平可能千差万别。依附显然有助于群体团结，但当幻灭广泛蔓延时，会导致群体的消亡以及新生的群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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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力在每个社会中都起作用，而且偶尔会导致其瓦解，这说明只靠文化不足以将社会团结起来。保持社会完整还有其他三种路径。一种是创造一个可怕的外部敌人，足以激励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以抵御威胁。另一种是通过在社会内部定义一个背信弃义的“他者”来统一大多数人。但是，防止社会瓦解的最重要方式是建立强大的政治制度，这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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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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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政治制度，以便与其他群体打交道，并帮助其成员和平而又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在群体内部，个人之间不断互动，有时在资源和金钱等方面展开竞争。他们为更广泛的社会目标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它们而激烈争论。因此，这些个人——以及他们形成的派系和社会群体——需要确立规则来定义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并且规定如何解决争端。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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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群体也需要解释和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制。他们需要某种方法来裁决争端和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防止或停止成员之间的暴力。他们需要一些人或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日常生活，以确保没有成员危及其他成员的生存。简言之，他们需要权威。社会群体具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和建立等级制的强大动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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