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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出现之前，存在于欧洲的大型社会群体的成员之间联系并不紧密。这些早期的群体流动性较大，这意味着它们的身份是相对可塑的。以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吉尔里（Patrick Geary）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对欧洲社会生活的论述为例：“在4世纪和5世纪，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像哥特人那样的大邦联消失了，转而形成了意大利王国和高卢王国。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匈奴帝国或汪达尔王国，似乎不知从何而来，却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彻底消失。还有其他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民族，比如盎格鲁人和法兰克人，形成并创造了持久的政体。”208在民族主义时代，这种流动性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一时代，民族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永久性实体被清晰的边界分割开来。209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当代民族正在消失，或者甚至是正在经历吉尔里所描述的身份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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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些早期社会群体中没有平等感。虽然在一个民族中也没有严格的平等，但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差距却明显缩小。前民族的欧洲主要是农业社会，由贵族和农民这两个主要阶级组成。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以及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王朝国家时期，区分他们的鸿沟是巨大的。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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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8世纪末，鸿沟已经明显缩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精英和他们的民众开始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并且将自己视为拥有共同命运的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戴维·贝尔（David Bell）在书中写道：“维吉尔、黎塞留和马扎然都没有想过将整个人口从优雅的朝臣变成贫穷的佃农，从优秀的知识分子变成城市乞丐，并将他们打造成一个数百万人口的民族，改变从语言到举止再到最直接的想法在内的一切。”211这种社会人口的融合（有其限度）让他们觉得彼此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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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个人除了民族效忠之外还有其他身份和忠诚。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他们几乎总是属于各种组织和团体，拥有多重利益、友谊和承诺。然而，除了家庭关系之外，一个人最高的忠诚几乎总是对他的民族的，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对民族的承诺通常会压倒其他承诺。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个人最强烈地认同他们的社会阶级，无论是资本家、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这种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这一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欧洲工人阶级在他们的政府于19212年开战时不会拿起武器针对彼此。14他们发现，虽然社会阶级往往是一种强大的身份形式，但它与民族主义并不在同一水平上，后者倾向于通过提供更高的忠诚将阶级融合在一起。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说，“1914年，一旦吹响军号，要求超越国界的阶级团结的呼声就被风吹散了”，世界上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同胞们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敌对的民族国家。213简言之，民族身份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唯一身份，但它通常是最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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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否认，民族中的个人有时也会以自私的方式行事，利用其他成员。我们所有人都面临这样的情形，即如果我们像所谓的效用最大化者那样行事可以获益更多。而且，自私的行为有时会导致同胞之间激烈甚至是致命的冲突。这种利己行为发生在民族内部，个人对更广泛的共同体负有义务，并且有强有力的理由以有益于集体的方式行事。当这两种逻辑发生冲突时，大多数人对国家的忠诚胜过对自己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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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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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将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每个国家都有一套独特的信仰和实践，为其成员所共享，这将它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这些实践涉及语言、仪式、代码、音乐和符号等，而信仰涉及宗教、基本政治和社会价值观以及对历史的特殊理解等。一个民族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以类似的方式行事和思考，这有助于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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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所有个人共享相同的做法和信仰是不切实际的。相反，存在着巨大的共性，这种共性因具体情况而异。区分厚文化（thick cultures）和薄文化（thin cultures）是有意义的，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厚文化具有显著的文化同质性，而薄文化则更具多样性。主要由一个单一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比如日本和波兰——具有厚文化。那些拥有一个核心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具有薄文化，比如加拿大、印度和西班牙。214换言之，在国家层面拥有薄的民族认同，但是核心民族和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认同。215大多数社会的精英都希望塑造厚的民族认同，但在包含两个或更多民族的社会中通常是不切实际的。然而，研究表明，厚文化和薄文化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的强烈认同和自豪感在程度上大致相当”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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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概括哪些文化特征使我们能够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来。语言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标志，但不同的国家常常说同一种语言。试想中美洲和南美洲所有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宗教也是如此，仅举几例，天主教是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占主导地位。跨文化的信仰和实践表明，不同文化的定义特征可能有很大的重叠。德国和奥地利就是很好的例子。尽管如此，它们也存在差异，对外人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每个国家的成员都会打上这种烙印。众所周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这种现象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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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可能认为文化是种族（ethnicity）的同义词，后者有时被定义为群体所拥有的一组古老的、固定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今。根据这种原生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根源是它的血统：它的共同血统来自远古的亲人。但是，大型社会群体，特别是民族，已经以与种族定义相矛盾的方式演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在本书中使用这个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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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并不是固定的，因为个人的认同并不是在人出生时就被植入了。相反，它们是社会建构的，比原生论者所认识的更具流动性。精英们往往在塑造一个民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正如一位著名的意大利领导人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时所评论的那样：“我们造就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造就意大利人。”218如果我确实要用“种族”这个词，我会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意义上用它来表示“共同血统中的主观信仰”，或者表示特定人群享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信念。219这些定义与我的叙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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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质上，民族性的真正基础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物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说“民族的本质是无形的”220。民族的存在是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拥有特定文化的同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成员。换言之，民族是一个将自身视为一个民族的庞大群体，221有实实在在的信仰和实践，这对它的共同身份非常重要。一旦民族形成，它们就格外抵制根本性变革，部分是因为个人从出生起就被一种特定文化高度社会化，而且通常习惯并坚持其信仰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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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忠诚的持久性：从口头传统到书面传统的转变。直到19世纪，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了解其所在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没有多少人能阅读，对他们而言，很少有流行的历史书。为了适应新来者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改变过去的叙事是相当容易的。但是，一旦一个群体的历史被写入书中，叙事就很难改变以适应新的条件。正如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指出的：“纪念碑和文字的主要缺点恰恰是它们的相对永久性。”222在文字世界里，人在大的社会群体中的认同变得更加确定，边界也变得不那么具有流动性。从口头文化到文字文化的转变，不仅使欧洲新兴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使这些共同体更加顽固、更加抵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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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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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其他民族做什么，人们都以自己的民族为荣，因为它是他们的家园。但他们也会思考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如何，尤其是与他们交往频繁的民族。沙文主义通常紧随而至。223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它有着特殊的品质，比其他国家值得享受特权。德国民族主义者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抓住了这一点：“只有德国人才是爱国者；只有他才能为了他的国家而包容整个人类；从现在起，与他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都必定是自私的，狭隘的，对其余的人类怀有敌意的。”2241848年英国的自由派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同样是一名沙文主义者：“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不是为了奴役，而是为了自由：而且我可以说，我们站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顶端，没有任何虚荣的夸耀，也没有对任何人的重大罪行。我们的任务是领导和指引其他国家前进。”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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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这种特殊感让一些民族认为它们是被上帝选中的。这种信念在美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清教徒时期，他们相信（正如许多美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相信的）上帝和美国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契约，上帝赋予它特殊的属性，使它的人民比其他民族更聪明、更高贵。当然，人们不必因为相信上帝而相信美国例外论。比如，当伍德罗·威尔逊说，“美国的命运显然不是用武力统治世界……美国的命运和领导地位在于，她必须要去思考世界”226时，他并没有援引上帝。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也没有援引上帝，她在1998年说过：“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在高处，我们看到了更远的未来。”227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指出的，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人类通向完美的朝圣之旅的导师”228。所有这些都是说，美国人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者，尽管这并不是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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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有时会超越对其他国家的优越感，并且最终会憎恨它们的竞争对手。我把这种超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称作一种认为其他国家不仅低等而且危险、必须严厉甚至残酷对待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对“另一民族”的蔑视和憎恨充斥着整个国家，产生用暴力消除威胁的强烈动机。229当然，各民族并不总是彼此憎恨，有时它们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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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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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所有民族都至关重要，尽管它们倾向于强调创造神话，而不是弄清事实。民族创造了关于它们自身的英雄故事，来贬低其他国家的成就，并且支持它们具有特殊性的主张。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所指出的：“沙文主义的神话化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标志，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加以实践。”230他认为，这些神话有不同类型。有些是为了美化过去的行为，另一些则是为了粉饰国家愚蠢或可耻行为的事实。其他的神话让敌对民族看起来低人一等，或把本民族的过去或现在的问题归咎于它们，以此来污蔑敌对民族。但是，即使某些神话被证明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通常的反应是无论如何都要捍卫自己的民族，因为“无论对错，它都是我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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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还用神话来论证它们有着古老的根源，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种族性有时会被定义为永恒的特征。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他们的民族有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尽管很少有民族是这样的。历史被修改或重写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欧洲司空见惯，当时民族主义席卷该地区，而历史则成为一项学术事业。帕特里克·吉尔里描述了这一结果：“现代历史诞生于19世纪，它被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构想和发展起来。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欧洲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它把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废墟。”231神话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这就是为什么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说：“历史错误是创造一个民族的重要因素。”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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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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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总是认同特定的地理空间，它们把这些空间视为神圣的领土。233人们对他们认为是自己正当家园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情感依赖。主要目的是建立对这块领土的主权，这与一个国家的身份密不可分。而且，如果这块想象的家园失去了任何一部分，该民族的成员们几乎总是致力于收复它。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态度。大陆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最终必须统一。所有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都会对它们认为是神圣国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领土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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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出现之前的大型社会群体也关心领土控制，但它们很少将其视为神圣的空间。领土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世界上主要的陆地——包括欧洲大部分土地——蕴含着宝贵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这对于建设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至关重要。一些领土在战略上也很重要：它提供了可供防御的边界或者通往重要航道或海洋的通道。这种工具性观点意味着，领导人可以在适当情况下认为领土是可以分割的。但是，一个民族的领土作为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巨大的内在价值，这意味着它是不可分割的。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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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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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各民族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掌握其政治命运，换言之，它们深切关注主权或政治权力如何在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进行安排。从国内看，主权是指一国内部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235主权拥有制定和执行内政外交政策的最终权力。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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