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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反之亦然：王朝国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把自己变成民族国家，因为当它们的人民被组织成一个民族时，国家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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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家想要拥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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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对于经济和军事的成功至关重要，而它们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统治精英们也努力培育民族主义，从而让他们的人民能够被控制——这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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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时代，想要在经济上竞争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创造一种共同的文化——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在其经典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所论述的那样。工业需要有文化的、可以彼此交流的劳动者。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普及教育和共同语言。换言之，工业社会需要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它们需要一个民族。国家在培养这种共享文化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通过教育——国家在决定课堂教学内容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盖尔纳写道：“现在，合法教育的垄断比合法暴力的垄断更为重要，而且更为核心。”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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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所以促进民族主义，也有令人信服的国家安全原因。262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指出的：“任何关于识字和共享文化的经济功能的论断至少对军事功能而言也是成立的，在大规模战争中尤其如此。”263有大量证据表明，受过教育的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比文盲要好得多。与那些讲不同语言和有着不同文化的士兵相比，讲同一种语言、共享很多相同实践和信仰的士兵更容易被塑造成一支有效的战斗部队。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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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倍增器还有另一种方式。由于民族主义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领导人在战时——特别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往往能让公民坚定地支持战争的努力，穿上军装，进行战斗。265民族国家可以组建庞大的军队，并且长期维持它们。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哪个大国无兵可用。在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血腥冲突的每一年，政府定期用一批合格的男性来取代成千上万死去的士兵（战争结束时，大约900万军人和700万平民丧生）。这并不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殊死战斗，军队永远不会崩溃，正如1917年秋的俄国军队和一年之后的德国军队那样。法国军队于1917年春发生兵变。也不能否认公众对民族国家战争的支持可能会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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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族主义不仅仅增加了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它还使士兵、水手和飞行员更加可靠，致力于为国家而战。在王朝国家时代，对军事指挥员而言，战斗前和战斗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叛逃。统治者用雇佣军和社会中的“罪犯、流浪汉和贫困者”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这些士兵对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几乎毫无忠诚。266迄今为止，更主要的动机是避免被杀害。当士兵从民族主义的人群中被征召时，逃兵也就基本不存在了：他们准备好用伤害自己的方式保卫自己的国家。拿破仑抓住了这种转变，他宣称：“凡对生命的重视超过对国家的荣耀和对同志的尊重的人，不应成为法国军队的一员。”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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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方利用民族主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它的对手不这么做时，民族主义会对战争结果产生深远影响。法国的民族主义在1789年革命中被唤醒后，帮助拿破仑在欧洲建立起最强大的军队。作为抵抗它的普鲁士军官，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这样描述了它的实力：“这个以全体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的战争巨人，开始了它在欧洲的摧毁之旅。它充满信心和确定性，以至于每当它遭到传统军队的反抗时，人们从不会对其结果产生丝毫怀疑。”268其他国家只有建立一支像法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有希望生存下去，而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培育一个民族国家。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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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治理一个致力于促进民族主义的国家，背后存在着双管齐下的逻辑。一方面，各种类型的领导人都渴望得到民众的忠诚。他们希望人民尽可能团结一致，并且对国家忠诚，这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就何谓美好生活达成完全共识。通过在人民和国家之间培育共同的文化和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可以作为把有分歧的人民团结起来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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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为例，当时国家刚刚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而兴起，两国都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而分裂。安东尼·马克思（Anthony Marx）在《民族信仰》一书中解释了伦敦和巴黎的统治君主如何努力结束这些冲突，并在各自的国家建立共同的文化。他指出，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在民众中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而且是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建立忠诚。270他们在这两方面基本都取得了成功，尽管他们并没有走到后来建立民族的地步。然而，他们的努力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在王朝国家中最早发展成为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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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有让社会的日常治理更加容易的强烈动机。政治领袖和官僚同样憎恶复杂性，因为这使他们很难理解周围的世界并加以管理，以使本国产生优势。他们尤其不喜欢管理一个有各种地方文化的国家，这种地方文化有自己的边界、教育制度、措施、财产制度、规则和语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统治精英们从事社会工程，目的是让他们更容易了解自己的国家，而这反过来会让管理变得更加容易。成功的关键是消除异质性，根据詹姆斯·斯科特的说法，异质性包括互补的过程：简化和清晰。“一个完全清晰的社会，”斯科特写道，“消除了当地对信息的垄断，通过统一代码、身份、统计数据、法规和措施创造了一种民族的透明度。”但是，在所有类型的“国家简化”中，“最强大的是强制使用单一的官方语言”。271让一个社会更加同质化意味着超越地方文化，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使这不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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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各民族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拥有自己的国家一样，各国总是试图将本国人口塑造成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根本上的互补逻辑将民族和国家融合成为民族国家，使之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政治形态。这是自由主义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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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治者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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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最佳起点是列出它们的主要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自由主义关注的是个人，很少关注社会群体。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依附于社会群体；当然，这个社会群体就是民族。尽管个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个人从属于民族，这让个人产生了参与一项永恒的、具有伟大传统的事业的强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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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权利和宽容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很少关注它们，尽管一个民族国家肯定有其自身的权利和所宣扬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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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主义分为特殊主义分支（源于自由主义对于美好生活没有最终真理的假定）和普世主义分支（源于自由主义对不可剥夺权利的强调）。这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的张力。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普世主义分支，尽管它具有普世的吸引力，但它始终是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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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国家对这两种理论都至关重要，但它与更广泛的公众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根据自由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是充当守夜人，仲裁争端，为促进个人权利和管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开展重大的社会工程。权宜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工程，特别是出于促进积极权利的目标，但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自由主义在公民中几乎没有培养出任何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尽管他们对国家有着巨大的依赖。这种对国家的功能性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很难激励人们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而战斗和牺牲。民族主义国家也维持秩序，开展实质的社会工程，但它激发了强大的忠诚。人们愿意为之战斗，并为之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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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领土的看法不同。民族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他们所居住的或渴望居住的土地是神圣的。这是他们的祖国，所以值得为保卫祖国作出巨大牺牲。土地边界的位置非常重要。自由主义不认为领土是神圣的，它很少关注国家在哪里划定边界，这与自由主义者强调普世权利的立场是一致的。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私人财产，个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拥有和出售土地，只要他们认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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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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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两种主义可以共存于同一个国家。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自由主义总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运作。没有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一个民族主义无所不在的世界。当然，自由主义并非无所不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体系中几乎没有自由民主国家。272尽管自此以后，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但它们甚至从未占到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半。比如，“自由之家”报告称，自由民主国家在1986年占总数的34%，在2017年占总数的45%，但趋势线呈下行态势。273然而，关键是它们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且还是自由民族国家。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是不可行的。自由主义需要“民族共同体这一非自由主义底色”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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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姆斯写道：“自由主义者已经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一些理想……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向建立在前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权这一现实妥协了。自由的权利只有在预先存在的、有地区限制的国家范围内才有意义，而且只有当存在强制执行权利的权力时才有意义。”275引用另一位政治理论家威尔·基姆利卡（Will Kymlicka）的话说：“自由主义者要求的个人自由主要不是超越语言和历史的自由，而是在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中行动的自由，远离特定的文化角色，选择文化中的哪些特征是最值得发展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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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美国民族的文献中，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曾经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却很少关注美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反映在路易斯·哈茨1955年的经典著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他坚持认为，美国生来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封建传统，不像欧洲国家那样。由于缺乏明显的政治右派或左派，它反而转向了偏执的自由主义。但是，哈茨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只字未提。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和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的脚步，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美国认同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族主义。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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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在他的重要著作《公民理想》中指出的，这是一种“误导性的正统观念”278。正如哈茨所认为的，美国的认同不仅围绕着自由主义，而且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史密斯认为，美国的政治精英们“需要一个群体来领导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民族’”，这是对一个民族的另一种说法。279他强调，以特殊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性概念与强调“普世平等的人权”的自由主义观念相抵触。280此外，史密斯指出，不可能存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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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学者中，史密斯关于“民族性”的重要性的观点似乎赢得了胜利。例如，民族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的《美国民族主义》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亨廷顿最担心的是，美国的民族认同正在逐渐消失，最终只剩下自由主义信条，而自由主义信条本身无法长期支撑美国。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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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如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醒我们的，美国《独立宣言》不仅强调了个人权利的普世性。它也非常重视“一个民族”建立主权的观念，当然，这也是当时殖民者所做的。他把这一宣言称作“美利坚民族的出生证明”（我将对此稍作修改，称之为“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出生证明”）。阿米蒂奇坚持认为，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要素”之间，创始者及其继承者更加重视“人民主权以创造新的国家”的主张，而不是“个人权利的观念”。他认为，《独立宣言》的巨大普世吸引力更多地基于主权层面，而非权利层面。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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