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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方利用民族主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它的对手不这么做时，民族主义会对战争结果产生深远影响。法国的民族主义在1789年革命中被唤醒后，帮助拿破仑在欧洲建立起最强大的军队。作为抵抗它的普鲁士军官，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这样描述了它的实力：“这个以全体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的战争巨人，开始了它在欧洲的摧毁之旅。它充满信心和确定性，以至于每当它遭到传统军队的反抗时，人们从不会对其结果产生丝毫怀疑。”268其他国家只有建立一支像法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有希望生存下去，而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培育一个民族国家。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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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治理一个致力于促进民族主义的国家，背后存在着双管齐下的逻辑。一方面，各种类型的领导人都渴望得到民众的忠诚。他们希望人民尽可能团结一致，并且对国家忠诚，这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就何谓美好生活达成完全共识。通过在人民和国家之间培育共同的文化和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可以作为把有分歧的人民团结起来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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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为例，当时国家刚刚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而兴起，两国都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而分裂。安东尼·马克思（Anthony Marx）在《民族信仰》一书中解释了伦敦和巴黎的统治君主如何努力结束这些冲突，并在各自的国家建立共同的文化。他指出，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在民众中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而且是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建立忠诚。270他们在这两方面基本都取得了成功，尽管他们并没有走到后来建立民族的地步。然而，他们的努力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在王朝国家中最早发展成为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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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有让社会的日常治理更加容易的强烈动机。政治领袖和官僚同样憎恶复杂性，因为这使他们很难理解周围的世界并加以管理，以使本国产生优势。他们尤其不喜欢管理一个有各种地方文化的国家，这种地方文化有自己的边界、教育制度、措施、财产制度、规则和语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统治精英们从事社会工程，目的是让他们更容易了解自己的国家，而这反过来会让管理变得更加容易。成功的关键是消除异质性，根据詹姆斯·斯科特的说法，异质性包括互补的过程：简化和清晰。“一个完全清晰的社会，”斯科特写道，“消除了当地对信息的垄断，通过统一代码、身份、统计数据、法规和措施创造了一种民族的透明度。”但是，在所有类型的“国家简化”中，“最强大的是强制使用单一的官方语言”。271让一个社会更加同质化意味着超越地方文化，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使这不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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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各民族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拥有自己的国家一样，各国总是试图将本国人口塑造成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根本上的互补逻辑将民族和国家融合成为民族国家，使之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政治形态。这是自由主义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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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治者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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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最佳起点是列出它们的主要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自由主义关注的是个人，很少关注社会群体。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它依附于社会群体；当然，这个社会群体就是民族。尽管个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个人从属于民族，这让个人产生了参与一项永恒的、具有伟大传统的事业的强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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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权利和宽容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很少关注它们，尽管一个民族国家肯定有其自身的权利和所宣扬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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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主义分为特殊主义分支（源于自由主义对于美好生活没有最终真理的假定）和普世主义分支（源于自由主义对不可剥夺权利的强调）。这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的张力。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普世主义分支，尽管它具有普世的吸引力，但它始终是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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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国家对这两种理论都至关重要，但它与更广泛的公众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根据自由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是充当守夜人，仲裁争端，为促进个人权利和管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开展重大的社会工程。权宜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工程，特别是出于促进积极权利的目标，但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自由主义在公民中几乎没有培养出任何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尽管他们对国家有着巨大的依赖。这种对国家的功能性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很难激励人们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而战斗和牺牲。民族主义国家也维持秩序，开展实质的社会工程，但它激发了强大的忠诚。人们愿意为之战斗，并为之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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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领土的看法不同。民族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他们所居住的或渴望居住的土地是神圣的。这是他们的祖国，所以值得为保卫祖国作出巨大牺牲。土地边界的位置非常重要。自由主义不认为领土是神圣的，它很少关注国家在哪里划定边界，这与自由主义者强调普世权利的立场是一致的。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私人财产，个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拥有和出售土地，只要他们认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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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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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两种主义可以共存于同一个国家。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自由主义总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运作。没有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一个民族主义无所不在的世界。当然，自由主义并非无所不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体系中几乎没有自由民主国家。272尽管自此以后，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但它们甚至从未占到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半。比如，“自由之家”报告称，自由民主国家在1986年占总数的34%，在2017年占总数的45%，但趋势线呈下行态势。273然而，关键是它们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且还是自由民族国家。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是不可行的。自由主义需要“民族共同体这一非自由主义底色”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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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姆斯写道：“自由主义者已经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一些理想……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向建立在前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权这一现实妥协了。自由的权利只有在预先存在的、有地区限制的国家范围内才有意义，而且只有当存在强制执行权利的权力时才有意义。”275引用另一位政治理论家威尔·基姆利卡（Will Kymlicka）的话说：“自由主义者要求的个人自由主要不是超越语言和历史的自由，而是在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中行动的自由，远离特定的文化角色，选择文化中的哪些特征是最值得发展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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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美国民族的文献中，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曾经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却很少关注美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反映在路易斯·哈茨1955年的经典著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他坚持认为，美国生来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封建传统，不像欧洲国家那样。由于缺乏明显的政治右派或左派，它反而转向了偏执的自由主义。但是，哈茨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只字未提。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和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的脚步，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美国认同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族主义。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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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在他的重要著作《公民理想》中指出的，这是一种“误导性的正统观念”278。正如哈茨所认为的，美国的认同不仅围绕着自由主义，而且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史密斯认为，美国的政治精英们“需要一个群体来领导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民族’”，这是对一个民族的另一种说法。279他强调，以特殊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性概念与强调“普世平等的人权”的自由主义观念相抵触。280此外，史密斯指出，不可能存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国家。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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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学者中，史密斯关于“民族性”的重要性的观点似乎赢得了胜利。例如，民族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的《美国民族主义》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亨廷顿最担心的是，美国的民族认同正在逐渐消失，最终只剩下自由主义信条，而自由主义信条本身无法长期支撑美国。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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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如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醒我们的，美国《独立宣言》不仅强调了个人权利的普世性。它也非常重视“一个民族”建立主权的观念，当然，这也是当时殖民者所做的。他把这一宣言称作“美利坚民族的出生证明”（我将对此稍作修改，称之为“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出生证明”）。阿米蒂奇坚持认为，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要素”之间，创始者及其继承者更加重视“人民主权以创造新的国家”的主张，而不是“个人权利的观念”。他认为，《独立宣言》的巨大普世吸引力更多地基于主权层面，而非权利层面。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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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问题上，一些学者对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与文化或种族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对他们而言，“公民”一词是自由主义的委婉说法，这实质上意味着他们正在谈论建立一个几乎完全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国家。换言之，他们是在主张，一个人可能拥有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而这种文化建立在被广泛接受的一系列不同实践和信仰的基础之上。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提出这一论断的学者通常认为美国和西欧国家是这种现象的成功范例。284公民民族主义的概念反映了哈茨对美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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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尽管自由主义价值观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不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唯一基础。公民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像民族这样的社会群体总是有各种根深蒂固的实践和信仰，它们在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没有多维度的文化，一个民族实际上不可能有效运行。285这就是今天大多数研究美国文化的学者都强调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因。美利坚民族和所有民族一样，有着丰富的文化，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实践和信仰。这使得美国人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而且也是自由民族主义者。当有人自称是美国人时，她实际上是在说她是一个美利坚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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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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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很清楚，民族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强大。民族主义是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则不是。自由主义总是在民族主义国家的背景下运作。然而，认为自由主义无关紧要是错误的。尽管自由主义几乎总是在与民族主义的直接冲突中落败，但它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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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主义并不总是针锋相对。在一个主要由一个民族组成、文化深厚的社会里，它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美国在内，民族主义不应阻碍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对于个人权利和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有相当大的空间。同样的逻辑也应适用于多民族国家中，其中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并且相互宽容彼此的差异。如今的加拿大和印度民族文化非常稀薄，就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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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深刻敌意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就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几乎不可能在民族仇恨面前稳住阵脚。当群体之间的关系充满愤怒和仇恨时，宽容和平等的权利极难以得到促进。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最强大的民族群体会以非自由的方式歧视弱势群体。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印度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印度正面临成为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危险。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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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情况下，民族主义更受青睐，原因有两点。首先，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这是其理论的核心。大多数人关心权利，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紧要问题，它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比自由主义者所认知的要有限得多。当权利与民族主义敌意所激发的激情相冲突时，它尤其有限。其次，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比自由主义更符合人性，后者错误地将个人视为只关心自身福利的效用最大化者，而不是高度社会化的人。287民族主义建立在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群体有强烈忠诚感这一正确信念基础上，它在解决几个至关重要的人类需求方面表现得更好。288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现代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力量，而自由主义却不是。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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