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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考虑是各个派系之间的制衡行为。如果没有哪个派系特别强大，任何派系试图夺取国家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一举动几乎肯定会导致内战。而且，如果一个派系特别强大，它就能按规则行事、当选，以及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长期管理国家。它不需要永久控制。一个潜在的危险情况是，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派系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会失去权力。这就产生了在衰退发生之前破坏自由民主的动机。这种情况的逻辑与预防性战争的逻辑相似。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敌对派系也肯定会制衡强大但处于衰落之中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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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考虑是交错分层的存在，这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很常见。大多数人都有多种利益，这促成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同时，有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可以激励一个派系，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中并非每个派系都关心同一个问题。320将这两个事实放在一起，意味着不同的个人有时会发现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处于对立的派系，但在另一个问题上处于同一个派系。对于任何试图夺取国家并结束自由民主的派系而言，这个结果让问题变得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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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考虑是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这里借用了涂尔干的术语。321自由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产生了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人们在经济层面上以深刻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他们依靠自己的同胞来谋生和繁荣，而且最重要的是生存。如果一个派系试图征服国家，可能会引发内战，这将破坏这种团结，并且严重损害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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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考虑是民族主义。自由民主国家最终是有着根深蒂固文化的民族国家。它们的公民共享某种实践和信仰，这有助于减轻他们之间的差异。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其中一个关键的信念是在总体上根深蒂固地信仰自由民主的美德，尤其是信仰他们自己的自由民主国家。换句话说，自由是个人的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公民仍然会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根本分歧，这意味着总会有不同派系存在。尽管如此，自由民主作为国家认同的一个要素，可以作为一种黏合剂，即使自由民主在理论上无法提供这种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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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考虑是深层国家（deep state）。322自由民主，与任何现代国家一样，是高度官僚化的，这意味着它包含了大量由职业公务员组成的大型机构。其中一些官僚机构主要致力于保护民族和国家免受来自国内外的威胁，这意味着它们拥有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强大权力。这些机构倾向于自主运作，基本上与政治隔绝，这意味着它们通常不认同任何特定派系。比如，英国公务员忠实地为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服务。然而，有时一个派系可以掌控一个官僚国家，就像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在德国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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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些限制性因素中至少有三个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强，这表明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应该比不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更有弹性。时间越长，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就越强，他们越容易受到民族建构的影响，深层国家就会变得越强大。总之，内部派系竞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注定要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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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国际舞台上，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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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第五章 自由主义走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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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章着重描述和分析了政治自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应用。现在是时候改变方向，来解决本书的核心问题：当一个强大的国家采取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时会发生什么？换言之，当一个致力于个人权利和实行社会工程以促进这些权利的国家在更广泛的世界中采取这种模式时，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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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强大的国家最终会拥抱自由主义霸权，这是一种高度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涉及在世界各国进行战争和开展重大的社会工程。它的主要目标是传播自由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推翻独裁政权，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实际上，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的目标是在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它还将致力于培育开放的世界经济，并且建立国际制度以应对经济和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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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发现自己有能力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政策时，它几乎总是会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感知到的利益是如此巨大。这一政策不仅兑现了保护全世界人民权利的承诺，并且还使世界更加和平，保护国内自由主义不受敌人的侵害。此外，自由主义霸权为外交政策精英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职业机会，因为试图统治全球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事业。最后，精英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拥有有效干预其他国家政治的诀窍。感知到的利益与对实现这些利益的能力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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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强调不可剥夺或普遍权利的观念，这意味着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外交政策需要密切监视其他国家的人权表现。当外国人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大国家可能会不得不干预，以保护这些个人的权利。这个国家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善甚至消除对个人权利的威胁的最好方法，是确保尽可能多的人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十分重要。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一种旨在推翻独裁政权并用自由民主取而代之的积极的政权更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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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认为，传播自由民主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促进了和平。按照这种观点，自由主义推动了对超越国界的个人权利的坚定承诺，而这反过来又培育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宽容，并激励他们和平解决冲突。各国开始将自己视为基于跨国界尊重权利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这种强大的社会意识限制了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帮助各国超越均势政治。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得到有效应对。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通过促进经济繁荣也有助于进一步和平，当然这本身就是目的。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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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由民主国家走向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最后一个动机是，这将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主要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自由民主的生存。用伍德罗·威尔逊的名言来说，它将“建立一个让民主安全存在的世界”。尽管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是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事业，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他们的叙事中，人们天生就重视个人权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在国内外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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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叙事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自由主义大国很少有能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它们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根据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因为它们通常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大国竞争。这一论断与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它实际上表明，在没有世界国家（world state）的情况下，致力于生存的国家除了争夺权力之外别无选择。自由主义要想奏效，就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它需要一个等级政治体系，就像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一样。但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只要自由主义国家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下活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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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时会出现某些情况，实力对比对自由主义国家是如此有利，以至于自由主义国家能够自由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单极体系中，即体系中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变得不可能。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并且毫不惊奇的是，它拥抱了自由主义霸权。324正如美国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项政策总是出现严重错误，有抱负的自由主义霸权结果通常会为追求这一政策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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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国家改造成自由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因为外国文化根深蒂固、难以操纵，而且因为世界上许多人并不崇尚个人权利。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关乎自决——导致各国抵制外国干涉其内政。最后，即使一个国家正在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其他国家也可能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会遭遇来自它们的强大阻力。简言之，将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是麻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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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国家间政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相提并论。这两种主义在塑造现代国际体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当然，一个世界国家的出现——将使国家体系等级制化——可能让自由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中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存在，而且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自由主义就不能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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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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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自由主义对外交政策的乐观叙事中，关键行为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自由主义鲜明的个人主义使其成为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它深刻地影响着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特别是，自由主义关于每个人不论生在何处都生来具有同样的一套权利这一核心假设，必然导致自由主义者以普世主义眼光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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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国家在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方面开展了重要的国内社会工程。但是，由于这些权利是普遍的，如果看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这个国家感到真的有责任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也许甚至是军事干预。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甚至认为，“非自由主义政府正处于对其人民的侵略状态”，这种观点似乎是在呼吁对每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进行干预，这将会导致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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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信念：保护这些权利的最佳方式是让每个国家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没有哪种政治制度比得上自由主义，甚至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权利如何会被赋予特权。因此，我们应该预期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奉行强调推进自由民主的外交政策。很明显，这项任务涉及政权更迭，有时通过军事力量，以及以改造对象国为目标的大型社会工程。当你认为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主义时，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显然是极其雄心勃勃和高度干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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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民族国家，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助于塑造它们与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方式。民族主义的一个特殊方面——相当于其他民族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有助于强化自由主义国家对自己可以影响全世界根本变革的信念。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的结合，显然反映在美国决策者们频繁的宣言之中，他们认为美国具有特殊的品质，能够指导和改造其他不那么幸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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