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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认为，传播自由民主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促进了和平。按照这种观点，自由主义推动了对超越国界的个人权利的坚定承诺，而这反过来又培育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宽容，并激励他们和平解决冲突。各国开始将自己视为基于跨国界尊重权利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这种强大的社会意识限制了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帮助各国超越均势政治。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得到有效应对。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通过促进经济繁荣也有助于进一步和平，当然这本身就是目的。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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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由民主国家走向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最后一个动机是，这将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主要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自由民主的生存。用伍德罗·威尔逊的名言来说，它将“建立一个让民主安全存在的世界”。尽管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是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事业，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他们的叙事中，人们天生就重视个人权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在国内外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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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叙事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自由主义大国很少有能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它们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根据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因为它们通常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大国竞争。这一论断与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它实际上表明，在没有世界国家（world state）的情况下，致力于生存的国家除了争夺权力之外别无选择。自由主义要想奏效，就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它需要一个等级政治体系，就像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一样。但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只要自由主义国家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下活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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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时会出现某些情况，实力对比对自由主义国家是如此有利，以至于自由主义国家能够自由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单极体系中，即体系中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变得不可能。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并且毫不惊奇的是，它拥抱了自由主义霸权。324正如美国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项政策总是出现严重错误，有抱负的自由主义霸权结果通常会为追求这一政策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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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国家改造成自由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因为外国文化根深蒂固、难以操纵，而且因为世界上许多人并不崇尚个人权利。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关乎自决——导致各国抵制外国干涉其内政。最后，即使一个国家正在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其他国家也可能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会遭遇来自它们的强大阻力。简言之，将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是麻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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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国家间政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相提并论。这两种主义在塑造现代国际体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当然，一个世界国家的出现——将使国家体系等级制化——可能让自由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中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存在，而且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自由主义就不能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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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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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自由主义对外交政策的乐观叙事中，关键行为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自由主义鲜明的个人主义使其成为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它深刻地影响着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特别是，自由主义关于每个人不论生在何处都生来具有同样的一套权利这一核心假设，必然导致自由主义者以普世主义眼光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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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国家在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方面开展了重要的国内社会工程。但是，由于这些权利是普遍的，如果看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这个国家感到真的有责任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也许甚至是军事干预。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甚至认为，“非自由主义政府正处于对其人民的侵略状态”，这种观点似乎是在呼吁对每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进行干预，这将会导致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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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信念：保护这些权利的最佳方式是让每个国家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没有哪种政治制度比得上自由主义，甚至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权利如何会被赋予特权。因此，我们应该预期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奉行强调推进自由民主的外交政策。很明显，这项任务涉及政权更迭，有时通过军事力量，以及以改造对象国为目标的大型社会工程。当你认为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主义时，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显然是极其雄心勃勃和高度干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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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民族国家，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助于塑造它们与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方式。民族主义的一个特殊方面——相当于其他民族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有助于强化自由主义国家对自己可以影响全世界根本变革的信念。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的结合，显然反映在美国决策者们频繁的宣言之中，他们认为美国具有特殊的品质，能够指导和改造其他不那么幸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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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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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希望传播自由民主，不仅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促进和平的完美策略。原因很简单：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家与生活在国家内的个人很相似：它们有时有不可调和的差异。考虑到任何两个国家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就一个双方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产生根深蒂固的分歧，那么如何才能构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呢？在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而在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则存在更高的权威。在没有守夜人的世界里，自由主义怎么能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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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以在所有重要的个人权利概念中找到。每个人不仅都享有这些权利，而且（至少在自由主义社会）对他人的权利也有着根深蒂固而又广泛的尊重。这种尊重——与宽容密不可分——超越了国界。自由主义国家明白，不仅它们自己的人民，外国人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始终受到尊重。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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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跨国界尊重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培养了强大的共同体感，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信任。令人惊讶的是，“共同体”这个词在自由主义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熟悉的“国际共同体”一词外，人们经常听到有关大西洋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说法。当伍德罗·威尔逊谈到权力这个自由主义者通常回避的概念时，他有时会使用“权力共同体”一词。327自由主义者也使用类似国际社会、民族大家庭、共同人性和集体安全等同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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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社会发展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强大规范。它们之间的争端——甚至是激烈冲突——并不是通过武力威胁或战争来解决的，而是通过仲裁和妥协来解决的。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伸”并不适用于自由主义世界，因为这些国家并不认为战争是解决分歧的合法途径。然而，战争仍然是在国外保护人权和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时可以被接受的工具。多伊尔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用“轻率的暴力”来发动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328正如R.H.托尼（R.H.Tawney）所说，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战争要么是犯罪，要么是十字军东征。没有中途站”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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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主义逻辑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里遭到严重削弱。由于它们没有攻击对方的意图，它们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存，也不需要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潜藏着一个乐观的假设，认为各国可以克服约束，合作解决安全困境，采取集体行动，建立一个开放而稳定的体系。”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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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也支配着民族主义，后者对个人权利有不同看法，更不用说具有导致国家相互仇恨和斗争的黑暗面。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会认为另一个民族的人没有资格享有与其同胞一样的权利。自由主义者自然反对这种特殊主义的观点，而是强调权利平等地适用于无论身处何处的人们。他们谈论的是人权，而不是民族权利，前者胜过后者。这种观点实际上批判了极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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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论著中明确强调“万民”，表明他所理解的世界被分为不同民族（在他的叙事中，万民是民族的委婉表述）。然而，当自由主义的万民彼此相处时，民族主义的肮脏一面几乎全然消失。他写道：“正义的万民已经完全准备好平等对待其他万民，给予同样的适当尊重和承认。”331构成正义万民的个人受到“普遍同情心”的驱使，克服了任何对其他民族的民族优越感。332这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观体现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这两种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我从小就是乐观自由主义的狂热信徒。我既希望也期盼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议会民主、人身自由和自由逐步地传播给当时受欧洲列强（包括英国）主宰的国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及时领会科布登（Cobden）主张自由贸易的智慧，民族主义可能会逐渐消失在普世的人道主义之中。”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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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破坏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一论断的最后一个维度涉及主权这一重要概念。毫无疑问，国家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是在像罗尔斯这样的人笔下，他主要关注的是万民或民族。然而，国家并没有一个硬壳围绕着它。现代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态度似乎比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更为宽松。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家边界是薄弱的，是可以被渗透的，因为权利超越了这些边界，这不仅意味着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深厚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而且自由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侵犯其公民权利时有权利和责任进行干预。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个人权利的规范压倒了主权规范。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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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国际社会必然会彼此宽容，致力于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它们会破坏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安全竞争和战争。各国几乎不需要核武器。威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考虑到自由民主国家在本国人民中自然享有巨大的合法性，恐怖主义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很容易协调它们的努力，以应对任何确实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自由主义国家越多越好，理想的世界也只能由自由主义国家组成。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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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保护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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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喜欢政权更迭的第三个原因与自我保护有关。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弱点在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反对自由主义，如果可能的话会推翻政治秩序。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总会有内部敌人，尽管威胁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当一些非自由主义国家与国内的反自由派联合起来，增加对自由秩序的威胁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当国内外的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意识形态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格外突出。这种威胁给了自由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力，通过将外部敌人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来消灭它。当然，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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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欧文（John M.Owen）坚持认为，内外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仅促进自由民主，而且在被敌对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中，促使所有国家追求“强制的政权推广”。他写道：“正是因为这种威胁是跨国的，政府可以通过在国内外对其进行攻击来降低它的威慑力。通过在国外压制敌人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消除国内敌人意识形态拥护者的道德和物质支持来源。”336双方都理解这一逻辑，这给了双方一个额外的动机，试图尽快推翻对方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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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自由主义国家采取政权更迭政策有三个原因：保护外国人的权利、促进和平，以及维护国内自由主义。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往往遥不可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国家必须特别强大，有足够的资金以合理的低成本推翻外国政权，有时还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它还必须有专业知识和耐心，来处理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取代被推翻的政权这一艰巨任务。然而，现代自由主义深深地致力于社会工程，不仅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因为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迫使国家深入参与社会管理。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权更迭是一项可行的政策，会获得巨大的收益。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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