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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跨国界尊重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培养了强大的共同体感,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信任。令人惊讶的是,“共同体”这个词在自由主义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熟悉的“国际共同体”一词外,人们经常听到有关大西洋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说法。当伍德罗·威尔逊谈到权力这个自由主义者通常回避的概念时,他有时会使用“权力共同体”一词。327自由主义者也使用类似国际社会、民族大家庭、共同人性和集体安全等同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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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社会发展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强大规范。它们之间的争端——甚至是激烈冲突——并不是通过武力威胁或战争来解决的,而是通过仲裁和妥协来解决的。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伸”并不适用于自由主义世界,因为这些国家并不认为战争是解决分歧的合法途径。然而,战争仍然是在国外保护人权和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时可以被接受的工具。多伊尔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用“轻率的暴力”来发动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328正如R.H.托尼(R.H.Tawney)所说,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战争要么是犯罪,要么是十字军东征。没有中途站”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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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主义逻辑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里遭到严重削弱。由于它们没有攻击对方的意图,它们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存,也不需要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潜藏着一个乐观的假设,认为各国可以克服约束,合作解决安全困境,采取集体行动,建立一个开放而稳定的体系。”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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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也支配着民族主义,后者对个人权利有不同看法,更不用说具有导致国家相互仇恨和斗争的黑暗面。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会认为另一个民族的人没有资格享有与其同胞一样的权利。自由主义者自然反对这种特殊主义的观点,而是强调权利平等地适用于无论身处何处的人们。他们谈论的是人权,而不是民族权利,前者胜过后者。这种观点实际上批判了极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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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论著中明确强调“万民”,表明他所理解的世界被分为不同民族(在他的叙事中,万民是民族的委婉表述)。然而,当自由主义的万民彼此相处时,民族主义的肮脏一面几乎全然消失。他写道:“正义的万民已经完全准备好平等对待其他万民,给予同样的适当尊重和承认。”331构成正义万民的个人受到“普遍同情心”的驱使,克服了任何对其他民族的民族优越感。332这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观体现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这两种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我从小就是乐观自由主义的狂热信徒。我既希望也期盼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议会民主、人身自由和自由逐步地传播给当时受欧洲列强(包括英国)主宰的国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及时领会科布登(Cobden)主张自由贸易的智慧,民族主义可能会逐渐消失在普世的人道主义之中。”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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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破坏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一论断的最后一个维度涉及主权这一重要概念。毫无疑问,国家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是在像罗尔斯这样的人笔下,他主要关注的是万民或民族。然而,国家并没有一个硬壳围绕着它。现代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态度似乎比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更为宽松。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家边界是薄弱的,是可以被渗透的,因为权利超越了这些边界,这不仅意味着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深厚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而且自由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侵犯其公民权利时有权利和责任进行干预。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个人权利的规范压倒了主权规范。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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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国际社会必然会彼此宽容,致力于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它们会破坏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安全竞争和战争。各国几乎不需要核武器。威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考虑到自由民主国家在本国人民中自然享有巨大的合法性,恐怖主义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很容易协调它们的努力,以应对任何确实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自由主义国家越多越好,理想的世界也只能由自由主义国家组成。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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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保护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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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喜欢政权更迭的第三个原因与自我保护有关。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弱点在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反对自由主义,如果可能的话会推翻政治秩序。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总会有内部敌人,尽管威胁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当一些非自由主义国家与国内的反自由派联合起来,增加对自由秩序的威胁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当国内外的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意识形态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格外突出。这种威胁给了自由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力,通过将外部敌人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来消灭它。当然,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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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欧文(John M.Owen)坚持认为,内外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仅促进自由民主,而且在被敌对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中,促使所有国家追求“强制的政权推广”。他写道:“正是因为这种威胁是跨国的,政府可以通过在国内外对其进行攻击来降低它的威慑力。通过在国外压制敌人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消除国内敌人意识形态拥护者的道德和物质支持来源。”336双方都理解这一逻辑,这给了双方一个额外的动机,试图尽快推翻对方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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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自由主义国家采取政权更迭政策有三个原因:保护外国人的权利、促进和平,以及维护国内自由主义。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往往遥不可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国家必须特别强大,有足够的资金以合理的低成本推翻外国政权,有时还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它还必须有专业知识和耐心,来处理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取代被推翻的政权这一艰巨任务。然而,现代自由主义深深地致力于社会工程,不仅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因为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迫使国家深入参与社会管理。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权更迭是一项可行的政策,会获得巨大的收益。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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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主要致力于保护个人权利,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但它还会谋求另外两项值得注意的任务:建立国际制度和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这些目标源于国际制度和经济相互依存促进和平的双重主张。在第七章中,我会详细探讨这些理论以及自由民主国家不相互对抗的主张,重点是确定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是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在此,我将聚焦于解释建立制度和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是如何被视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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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两项任务都是对这种政策的补充。国际制度是确定国家行为的权利和义务的根本规则。各国应当遵守这些规则,即使它们认为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除了高度重视法治和权利的维护,各种国际制度还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所有这些努力都是自由主义教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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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有利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要求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财产所有权和交换权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经济全球化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充分机会。此外,自由主义者竭力用经济学来限制政治分歧所造成的损害。他们认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不仅增进繁荣——繁荣本身就是一种让人们倾向于和平和自由主义的善,而且使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这些贸易和投资关系强烈地抑制了斗争:人们为什么要与一个自己的繁荣所依赖的国家开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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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有必要提一下一个我较少关注但经常与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使命。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认为,各国应采取减少各国之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以促进全球正义。正如一位倡导者所说,它们应该“设法影响资源和财富的全球分配”,从而惠及较为贫穷的国家。338这一目标是对致力于促进自由主义国家内部个人平等机会的自由主义使命的补充。没有哪个自由主义国家对牺牲自身利益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对抗全球不公正的经济优势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会有这种兴趣。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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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公众和自由主义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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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精英驱动的政策。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界通常比其公众更加国际主义,后者往往更加民族主义。特别是,外交政策精英往往比普通民众更致力于在国外捍卫个人权利。这并不是说这些公众没有自由主义的天性,也不是说精英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外交政策精英们比更广泛的公众更加关心在国外实现自由主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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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首先,自由主义精英往往比普通公民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通常花数年时间攻读大学,近几十年来,这些大学已经变得非常国际化。如今,大多数学校都有大量的外国学生以及在其他国家出生和成长的教员,而土生土长的学生也有机会出国留学。顶尖大学已经完全成为自由主义的领地,民族主义情绪很少在那里得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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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现代社会的精英们经常花大量时间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精英们交往。学术界人士、专业人士、商界领袖、记者、决策者和智库成员都会出国旅行,结识外国同行,经常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友谊。因此,当今世界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显然是世界主义的。这并不是说他们都符合塞缪尔·亨廷顿对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男男女女的讽刺:“他们几乎不需要国家忠诚”,并且“将国家边界视为谢天谢地总算在消失的障碍”。340但是,有些人离这种讽刺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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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外交政策是为国家服务的,一般在没有太多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开展。当然,公民群体可以在特定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组织抗议活动,或者迫使他们的代表在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投票。但总体而言,公众直接参与日常外交政策是有限的。精英们掌控一切,他们对推行自由主义霸权等激进政策有物质上的利益。试图管理世界会在政府内外产生大量的高层职位,而更节制的外交政策会减少工作。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说,自由主义霸权“是外交政策界的一项充分就业战略”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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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自由主义霸权致力于在世界各地保护个人权利、防止战争、挫败国内的非自由因素,以及承诺提供有趣、重要和高薪的就业机会,这两点好处有助于解释自由主义精英为何如此坚定地致力于扩张性外交政策,即使遭遇到严重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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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外交政策精英们如此热衷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构建了一套全面的叙事,罗列出声称会有的收益,通过智库报告、公开演讲、专栏文章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宣传进行传播。他们热切地相信这项雄心勃勃的使命,认为这是一项崇高使命,并且非常出色地将其兜售给广大公众和那些渴望加入外交政策界的青年男女。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在那些培养为公众服务的未来领袖的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对自身理念的宣传特别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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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它还涉及建设国际制度和促进开放国际经济的配套任务。但是,国家采取这种政策的前景如何?如果采取了,它能取得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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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遵循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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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体系中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大国时——事实通常如此,任何大国都不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只要体系是两极或多极的,强国就必须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它无法承担起外交政策中倡导个人权利的重任,因为世界太过危险,不能以牺牲自身安全为代价来保护他人的权利。事实上,敌对大国除了争夺权力外别无选择,以便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最大化它们的生存前景,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只有在像国家这样的更高权威能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才有效,但在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权威。一旦没有守夜人,自由主义就变成了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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