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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实主义与大约500年前开始出现的欧洲国家体系密切相关，但也可以用来解释古代和中世纪的国际政治。修昔底德被普遍视为现实主义之父，他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31年—前401年）远远早于16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国家。348马库斯·费希尔展示了现实主义如何解释中世纪时期欧洲各种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的许多重要方面。349现实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理论，仅仅是因为国际体系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从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切地判断其组成单元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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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只要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对彼此使用暴力的危险，而且没有更高的权威来强加秩序和提供保护，那么现实主义逻辑就可以解释这种情况下的行为。比如，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任何地区非法贩毒者的行为，以及禁酒时期美国酒贩子之间的非法交易。无论是贩毒者还是贩酒者，如果被欺骗，都不能报警或上法庭。毫不惊奇的是，他们通常会在相互打交道时把枪放在桌上，而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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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家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区，因为如果一个人受到暴力威胁却无法拨打911。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以威胁的方式接近他们，那么武装到位、首先开枪、然后再问问题就是明智的。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存在于地球上的各种政治实体越来越广泛，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暴力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减少。正如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对人类学家而言，在政府的控制下杀人案的下降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很少用数字记录下来。”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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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讲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与结构现实主义相一致。处于自然状态（无政府体系）中的个人无法知道彼此的意图，他们都有能力互相残杀。这种基本结构给了他们互相恐惧的强大动力，有时甚至杀死其他人来增强他们自己的生存前景。对于霍布斯而言，防止个人互相残杀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可以自上而下强加秩序的利维坦。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没有一种共同的力量使所有人敬畏”，无政府世界的生活就是“孤独、卑鄙、肮脏、野蛮和短暂的”。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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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权利与国际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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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为了确保生存可以做任何自认为必要的事情，权利并不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实主义当然无法容纳不可剥夺权利的概念，尽管各国可以在赋予所有国家特定权利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在实践中，权力最大化总是优先于尊重这些权利。大国通常只有在符合其战略利益或者几乎没有战略后果的情况下才会尊重权利。它们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与独裁国家联合起来，在民选领导人被视为威胁的情况下将其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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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现实主义的叙事包含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存权。毕竟，生存假定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但各国倾向于认为，只有它们才拥有生存的权利。它们不会将这项权利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并不是说各国致力于威胁敌对国家的生存，但如果认为有必要，它们会这么做。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特殊主义理论。它没有关于自然权利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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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一原因，现实主义者并不重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基于对不可剥夺权利的深切尊重。对他们而言，共同体是强大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彰显其高尚品格的修辞工具，也是弱国在没有其他倚靠的情况下所借助的修辞工具。各国当然可以合作以形成军事联盟，并为其共同利益建立其他类型的国际制度。但它们这么做是出于利己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它们认为与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或高尚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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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个人权利有着如此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怎么可能在国际层次上无法与现实主义区分开呢？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或守夜人才能运转，而国际体系中却没有。不存在世界国家，只有无政府状态，这使得个体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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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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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个人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危险的、可能致命的场所，主要是因为这些个人总是在第一原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主张每个人都有一套应该被其他人尊重的无可争议的权利，推动和平解决冲突和容忍的规范，这一点从逻辑上讲源于他们对普世权利的信仰。但是，权利和宽容不足以维持自然状态下的和平。个人生存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解决方案是社会契约，它会导致一种能够维持秩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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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自由主义被应用于世界政治时，焦点从个人转移到国家间互动。352当国家而不是个人成为分析单位时，相同的基本逻辑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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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叙事中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国家有着显著的相似性。支撑现实主义的五个关键假定同样适用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假定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活动，生存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它们都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并且各自都假定国家是工具理性的行为体。此外，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现实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假定，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各国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不会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敌对计划，特别是在这些目标或第一原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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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自然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所有这些据说都会为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一公式并不符合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只有这些因素不足以产生和维持和平。个人也必须团结起来，抛弃自然状态，创造出国家。他们必须走出无政府状态，建立等级制。在国际层次上，这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像宣传的那样起作用，除非存在一个世界国家。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中就与现实主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即使自由主义谈论的是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它也无法提供超越均势政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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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实提到了这一点。比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概略地阐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是独特的个人，受到这个社会的法律所支配，但是，就他们与其余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构成一个整体，与其余的人类仍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就像它的每个成员从前那样。”他补充说，这个国家“因此包含了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所有人和社会开展往来的权力”。354当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斯蒂芬·霍姆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写道：“自由权利只有在早已存在的被领土所限定的国家范围内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存在强制执行权利的地方才有意义。国家之间或跨越国界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自由权利是无效的。”355这一点是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核心主题，他将无政府状态一词引入国际关系文献，也是德博拉·布科扬尼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章的主旨。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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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身就让一个国家追求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在战略上是愚蠢的，除非它比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强大得多。但是，这项政策毫无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解释的，自由主义的叙事夸大了权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将个人权利视为不可剥夺的，或者它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着重大意义。权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很重要，但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它们对政治的影响，这使得传播民主成为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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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人们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这对宽容、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国家的作用有直接影响。对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视越少，促进宽容和劝说人们和平解决分歧就越困难，维护秩序也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力量不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强大，那么拥有一个强大的世界国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然而，国际体系仍然是无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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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由主义可以说并不压倒现实主义。在我们拥有一个世界国家之前，任何一个头脑清醒、对自由主义原则深信不疑的思想家都应该像现实主义者一样对待国际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在国家内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在国家与更广泛的世界打交道时却不行。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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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社会工程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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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国家有时会发现自己是如此安全，以至于它可以在不必担心均势的情况下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在单极世界中，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必害怕其他的超级大国对其构成威胁，因为不存在其他的超级大国。较弱的自由主义国家可以没有顾虑地与自由主义的单极一起在全球传播民主。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恰好身处这种有利的战略环境之中，这让它们得以联合起来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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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单极国家——无论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可以奉行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努诺·蒙泰罗（Nuno Monteiro）指出，主导国有三种基本选择：它可以退出世界舞台，使其既强大又安全；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保持核心地位，寻求维持现状；或者可以尝试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改变现状。358国际体系结构并不能决定哪一种战略是最优的；这种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函数。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发现自己处于单极地位，至少最初会条件反射式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以自身的意象改造世界这一战略被植入了它的基因之中，而且成本看上去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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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处两极或多极体系的自由主义大国，由于其他大国的存在，不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然而，它可能偶尔会无视均势政治，反而有选择地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它本不应该这样做）。这种有限形式的自由干涉主义与单极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结果是相同的：失败。促进个人权利和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很少取得成功，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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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任何这样的对象国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秩序很难被操纵和改变。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即使是当地的精英也很难对自己的社会作出根本性改变。对于外国人来说，要进入一个他们不太了解的国家，将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甚至仅仅是让它停止践踏其公民权利，都显得格外困难。大多数人对个人权利的脆弱承诺加剧了这一问题。在政治动乱中，他们更可能关心促进稳定。如果存在十分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会让传播自由主义的任务更加复杂化。我之前指出过，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有效地共同运作，尽管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一旦焦点转向国际体系，民族主义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会压倒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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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认同。个人看到世界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民和民族组成，总是对自己的人民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们通常觉得与外国公民的联系要少得多。正因为此，比起尊重外国公民的权利，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本国同胞视为享有权利的平等者。359外国人在对待人民的方式上有着明显不同，有时即使不是仇恨，也会被视为轻蔑。生活在国际体系之中加剧了这一问题。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和偶尔的战争不仅增强了这种差异感，而且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即使外国人受到尊重，他们也很少被认为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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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的这种想法。比如，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在研究美国人对权利的看法时发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的关联性；他们重视自身的自由，而不是他人的自由”360。很难让美国人仅仅为了保护其他民族的权利（包括最重要的生命权）而战斗和死亡。美国军队为人道主义目标作战的唯一实例是在1993年索马里的摩加迪沙。18名美国人在战斗中丧生后，克林顿总统迅速撤出了所有美国作战部队。他和他的助手们对索马里发生的情况深感不安，以至于他们拒绝在第二年派遣军队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尽管这项行动不会造成多少美国人伤亡。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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