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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从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无数评论中看到的那样，这种世界观的支持者倾向于对其深信不疑。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国务卿和战争部长的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表示：“为了安全，民主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杀死其敌人。世界不可能是一半民主、一半独裁。”越南战争期间，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宣称：“在整个国际环境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安全的之前，美国不可能有安全。”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所指出的：“这些并不是孤立的评论……美国政治家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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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并不局限于决策者。比如，约翰·罗尔斯写道：“自由而正派的人民具有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寻求建立一个所有民族都拥有秩序井然的政权的世界……他们的长远目标是最终带领所有社会都尊重万民法，并使之成为由秩序井然的人民组成的社会里具有良好声誉的正式成员。”391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并不会不言自明地导致战争，罗尔斯也谨慎地表明，他不提倡用十字军武装征伐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392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战争经常被视为一种促进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选项。这种使用武力来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倾向反映在著名的自由干预主义者约翰·欧文的著作中，他评论说：“自由主义思想导致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远离彼此之间的战争，而……同样的想法促使这些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战。”此外，他写道：“所有人都对和平感兴趣，并且希望战争仅仅是作为一种实现和平的工具。”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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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主义形成于2002年，并被用来为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辩护，它可能是这种自由干预主义的最佳范例。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小布什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要赢得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必须击败“基地”组织，而且必须对付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所谓的“流氓国家”政权被认为与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全力以赴获得核武器，它们甚至可能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394简言之，它们是美国的死敌。小布什提议用军事力量把中东的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变成自由民主国家。2003年初，就在美国袭击伊拉克之前，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一点：“通过美国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决心和目标，我们会把这个时代变成一个进步和自由的时代。自由人民将决定历史进程，自由人民将维护世界和平。”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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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小布什总统和他的副手们也有动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因为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践踏公民权利的残暴独裁者。但是，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本身不会导致美国推翻萨达姆，并且以一位民选领导人取而代之。促使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是美国认为有必要处理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小布什团队认为，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就是把大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变成自由民主国家。这将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巨大的和平区，而且会彻底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世界显然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有兴趣，”总统说道，“因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家不会滋生谋杀的意识形态。它们鼓励和平地追求更好的生活。”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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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显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所有特征。拥有强大军队的自由主义国家强烈倾向于发动战争，不仅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个人权利，而且是为了传播自由民主，它们认为这是维护权利和抵御重大安全威胁的最佳方式。考虑到我们的星球不缺乏独裁者、严重侵犯人权者，或者是展示出军事威胁的国家，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很可能会永远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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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使外交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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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自由主义单极国家军事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自由主义霸权使得与独裁国家之间开展外交更加困难，这进一步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外交是在重要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它的目的是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为了取得成功，每一方都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尽管它们不必是对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坚持认为“外交是一门限制权力使用的艺术”397。双方不必平等对待彼此。但是，要让外交发挥作用，即使是死敌也必须对彼此表现出一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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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外交是不同的治国工具，它们彼此互为替代。一个依靠对话和谈判来解决争端，另一个依靠军事力量。外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成本更低的选项：正如1954年温斯顿·丘吉尔在白宫所说：“吵吵总比打打好。”398然而，外交和战争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有军事力量威胁作后盾，外交通常更有效。在战争中，外交经常被用来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尽管如此，“大棒外交”的目的还是避免或终止战争。如果一个国家在面对敌手时放弃外交，战争会变得更可能发生，一旦战争开始就更难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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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们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时，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展外交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使它们的生存可能最大化，包括与威权领导人展开谈判。它们有时甚至会支持威权领导人或与他结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曾与约瑟夫·斯大林合作打败纳粹德国。有时它们甚至会推翻它们认为有敌意的民主政权。自由民主国家极力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掩饰这种行为，但事实上，它们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这就是现实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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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一个单极国家能够抛开均势逻辑，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时，外交就变得具有欺骗性了。出于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很熟悉的原因，这样一个国家强烈倾向于避免与非自由的敌人进行外交。尽管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但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面对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对手时，它往往会被抛到一边。毕竟，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由于独裁国家往往具有欺骗性，有时会践踏人民的权利，因此摆脱现实主义束缚的自由国家很可能将其视为有严重缺陷的政体，不值得与其开展外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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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往往对非自由主义国家产生根深蒂固的反感。它们倾向于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善良国家和邪恶国家组成的，双方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种观点产生了一种只要有机会就通过任何必要手段铲除独裁国家的强有力动机。这种厌恶的后果之一是，自由主义国家很难与非自由主义的敌人进行有限战争，反而倾向于寻求决定性胜利。无条件投降成为常规指令，因为几乎不可能容忍与邪恶国家进行妥协。399当然，民族主义——通常会导致交战国家彼此仇恨——强化了使战争升级到极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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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根除心态也许在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如何处置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他认为，由于和平不能通过“利益的安排、妥协或调整”来实现，因此不可能“与中央帝国的政府达成任何形式的谈判或妥协”。威尔逊将妥协与均势政治联系起来，他轻蔑地称之为“国际政治的旧秩序”，认为必须被“彻底摧毁”。他的目标必须是“战胜邪恶，通过打败所有曾经破坏和平并使之变得不可能的邪恶力量”。1919年底，当他谈到《凡尔赛条约》时说道：“我听说这项条约对德国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当个人犯下罪行时，虽然刑罚很重，但这并不是不公正。国家在不道德的统治者领导下，对人类犯下罪行，就应该接受惩罚。”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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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无拘无束地根据其基本原则在国外行动时，它发现很难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对手开展外交，这提升了双方试图通过暴力解决分歧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不宽容——有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憎恨——导致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从均势政治中解放出来，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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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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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变得好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主权。尊重主权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规范，其目的是减少战争，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比如，试想一下《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句声明，联合国旨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第二条第一句说：“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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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意味着国家对其境内发生之事拥有最高权威，外国势力无权干涉其政治。401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弱国和强国都应该可以自由地制定本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国家主权的概念已成为国际法的基石，这意味着各国不应互相侵略，至少不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而互相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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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毫无疑问，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主权已经遭到无数次侵犯。402正如任何现实主义者都会告诉你的那样，在涉及重大安全问题时，各国会按照它们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不论这样做是否违背现行规范或国际制度的书面规则。403尽管如此，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关心合法性，密切关注已建立的规范，因为它们不希望被其他国家认为肆意践踏广泛尊重和支持的规则。主权规范尤其如此，因为它在国际政治中居于核心地位。至少在一些决策者不确定入侵另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良好战略意义的情况下，主权规范可能会影响其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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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当国家开始在欧洲形成时，主权开始成为一种规范，但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主权才取得了突出地位。这一条约有助于结束1618年至1648年这场极其血腥的三十年战争，404据估计，这场战争杀死了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405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大部分冲突都是由宗教分歧所引起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互相入侵，希望改变对象国。主权规范的目的是通过在法庭外裁定这类武装干预来结束这种行为。主权或许有助于结束那些致命的宗教战争，但它并没有阻止欧洲国家参与均势政治，使得它们一旦认为自己的重大利益处于危险境地就会违反这一规范。主权概念也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这个例外使得欧洲大国可以在全世界自由地建立帝国。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大约200年里，主权对欧洲国家的行为几乎没有影响。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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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殖民帝国中兴起，主权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概念。民族主义是关于自决的，它意味着生活在一国境内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外部势力有权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因此，主权与民族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本质上，民族主义逻辑强化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但民族主义对欧洲以外的主权影响最大，它通过高度关注自决和不干涉的原则，在20世纪推动了非殖民化进程。407实际上，它让帝国变得非法。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曾经是欧洲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如今坚定地支持主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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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影响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达到顶峰。全世界的国家都拥抱这一规范，它与试图摆脱苏联统治的东欧国家产生了共鸣。一旦冷战结束，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就开始讨论获得自己的主权，而且它们最终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规范逐渐遭到破坏，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干预比过去更为严重。唯一的极国家不仅拥有一支真正令人敬畏的军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而且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它有动机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英国和西欧大多数国家都渴望帮助华盛顿推行其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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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不论其目的是保护外国人的权利还是寻求传播自由民主。其实，自由主义和主权存在着根本矛盾。这一点在决策者和学者中间几乎没有争议。比如，1999年4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芝加哥一场广受关注的演讲中说：“在新千年前夕，我们如今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问题是确定我们在哪些情况下应该积极介入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干涉一直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们不想太轻易地放弃它。一个国家不应认为自己有权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煽动颠覆，或夺取其认为应该拥有的领土。但是，不干涉原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必须是适当的。”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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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的2004年3月，布莱尔在试图为伊拉克战争辩护时，再次提到了他在芝加哥的演讲：“因此，在9月11日之前，对我而言，我已经在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国际关系哲学，这种传统哲学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一国内部事务由该国负责，除非威胁到你，或违反条约，或触发联盟义务，否则你不能干涉。”4092000年5月，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费希尔（Joschka Fischer）对一群柏林听众说道：“1945年后欧洲的核心概念过去是而且仍然是，拒绝欧洲均势原则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出现的个别国家的霸权野心，这种拒绝以切身利益的更紧密联系以及将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转让给欧洲超国家制度的形式出现。”410这一主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像一些书名所体现的那样，比如《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与国际干涉》和《主权的终结？——日渐萎缩和破碎世界中的政治》。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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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它的权力以及对自由主义原则根深蒂固的承诺，美国在冷战后率先发起了对主权的攻击。当然，它精心维护自己的主权。412虽然华盛顿偶尔采取单边行动，但它通常会不遗余力地让其他国家参与其干预行动，从而宣称“国际共同体”赋予其行动合法性。然而，破坏主权的一个后果是，美国领导人更容易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主权受到侵蚀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强国最终陷入无休止战争，以及促成国内军国主义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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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与代价高昂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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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霸权也带来了其他的成本。首先，尽管它的目标是使世界更加和平，但它却使体系内部更加不稳定。换言之，可能会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战争。考虑到自由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和固有的好战性，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此外，当一个大国可以自由地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时，它总会给自己、盟国、对象国以及最终卷入交火的无关国家带来严重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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