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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推行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打败塔利班，将这个国家转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它所能做的至多是推迟塔利班重新控制其余地区的那一天，塔利班现在控制着全国大约30%的土地。简言之，尽管美国军队作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在重建方面投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承诺的更多的资金，但美国在阿富汗注定会失败。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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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代表着改变弱国政治努力的又一个失败案例。2011年3月，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空袭。利比亚领导人当时正在应对一场可怕的暴动，西方势力利用他即将展开大规模屠杀的虚假借口来结束其统治。当年7月，30多个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2011年10月，卡扎菲被杀，利比亚从此被一场血腥的内战所吞噬，而且看不到任何结局。没有理由认为，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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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之时，叙利亚爆发了反对其独裁统治者巴沙拉尔·阿萨德（Basharal Assad）的抗议活动。政府过度反应，使用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使冲突变成了一场致命的内战，今天仍在继续。但是，美国在冲突升级过程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干预。4222011年8月，在麻烦产生几个月后，奥巴马政府站在反政府力量一边，要求阿萨德下台。423在阿萨德拒绝之后，华盛顿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联合起来，努力推翻阿萨德。美国向“温和”的反对派提供支持，中央情报局（CIA）和五角大楼最终在武器和训练上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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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战略完全失败了。阿萨德仍然掌权，在叙利亚内战中有超过40万人（其中很多是平民）死亡，几乎一半的人被迫逃离家园。425但是，即使阿萨德政府垮台，一个像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这样的激进反叛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也几乎肯定会取而代之。如果这个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组织上台，几乎肯定会对阿萨德政权的许多成员和支持者发起血腥清洗。此外，新政权将对美国深恶痛绝。然而，叙利亚政府不太可能垮台，因为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直接干预，以支持阿萨德政权。内战可能会拖上几年，造成更多的混乱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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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冲突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后果。大量叙利亚人逃离家园，试图在欧洲定居，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冲突中的难民也加入其中。起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流亡者的数量最终增长到如此之大，以致一些国家——以及欧盟本身——都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将他们拒之门外。这些举动违背了欧洲所珍视的开放边界原则，也违背了欧洲在庇护难民问题上的开明政策。难民的大量涌入推动了欧洲极右政党的发展，这些政党致力于将移民和难民赶出他们的国家。简言之，在美国推波助澜下开启的叙利亚战争，除了给叙利亚人民造成可怕的损失外，还可能对欧盟造成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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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埃及，2011年1月，埃及爆发了针对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总统的抗议活动。随着这些抗议活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奥巴马政府介入并帮助推翻了埃及领导人。426奥巴马欢迎埃及走向民主，支持2012年6月上台的新当选政府，尽管执掌权力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但在执政一年后，埃及军方和许多公众都强烈要求，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辞职。从未对穆尔西表示过热情的奥巴马政府卷入了这一混乱局面，温和地暗示埃及领导人应该下台，这加速了穆尔西政权被推翻。427他被具有穆巴拉克风格的军事强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将军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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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这一步的过程中，美国帮助促成了一场政变，反对一个对美国没有威胁的民选领导人。这个新的埃及独裁者后来转而反对兄弟会及其支持者，杀害了一千多人，并判处穆尔西死刑，尽管他在本书写作期间仍被监禁。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这场血腥镇压，但以失败告终。尽管美国法律规定，对于任何“经正式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遭到军事政变或法令推翻”的国家，所有的对外援助都要被削减，奥巴马政府也不愿意暂停美国每年给埃及的15亿美元援助。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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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表现令人沮丧。美国不仅未能在这些国家保护人权和促进自由民主，而且在大中东地区传播死亡和混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29如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且尽管有伊朗核协议，但面对美国的强力政权更迭政策，世界各国购买或保留核武器的动机有所增强。与美国有严重分歧的国家的决策者们肯定记得，卡扎菲在2003年12月放弃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换取华盛顿不寻求推翻其政权的承诺。4308年之后，奥巴马政府在将他赶下台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那之后不久，他遭到杀害。如果拥有核威慑力量，他今天很可能仍然统治着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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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程的局限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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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糟糕的失败记录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在任何社会，包括在本国社会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多的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相信，他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国家的政治格局，将其转变为民主国家。美国对其所干预的国家知之甚少——甚至很少有政府官员会说阿拉伯语或知道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不同分支——而违反这些国家的自决权必然会引起不满。此外，这些国家都被各个派系所分裂，一旦政府倒台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在外国开展社会工程，同时要努力控制它，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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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入侵另一个国家时，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占领这个国家的美国军队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建立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国家所必需的民族和国家建设的任务。然而，在民族主义时代，占领几乎总是会滋生叛乱，正如早在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美国很久以前在菲律宾以及后来在越南所发现的那样。占领者随后必须进行反叛乱活动，这意味着要以很高的失败概率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军事行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2006年12月版《反叛乱现场手册（3—24）》明确指出了赢得反叛乱战争的困难性。它不仅警告说“叛乱是由自然造成的”，而且警告说“政治、军事领导人和规划者永远都不应低估它们的规模和复杂性”。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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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把民主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努力通常是失败的。432例如，安德鲁·恩特莱恩（Andrew En-terline）和J.迈克尔·格雷格（J.Michael Greig）研究了1800年至1994年间强加民主政权的43个案例，发现近63%的案例都失败了。433杰弗里·皮克林（Jeffrey Pickering）和马克·佩斯尼（Mark Peceny）考察了从1946年到1996年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的民主化后果，得出结论认为，“自1945年以来，自由主义干预在民主化进程中很少发挥作用”434。正如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和乔纳森·蒙滕（Jonathan Monten）所指出的，“如果存在有利的内部先决条件，将民主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可能会奏效。不幸的是，在干预成本较低的国家，这种情况相对较少”435。然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除非成本较低，否则不会入侵以试图改变政权，这意味着自由民主的必要先决条件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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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美国有着向其他国家强加民主并受挫的丰富历史。纽约大学教授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乔治·唐斯（George Downs）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4年之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超过35次干涉……其中只有一个案例取得成功，即1989年美国决定参与禁毒战争后，哥伦比亚在10年内成为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国家，成功率不到3%”436。皮克林和佩斯尼发现，只有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倒台后的巴拿马这一个案例表明，美国的干涉明显导致了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的出现。437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纽约大学的两位同事在考察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干涉如何影响自由主义形式的政府的可能性之后发现，“在超级大国干涉之后会出现民主的大幅滑坡，其实质性影响巨大”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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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大约在1989年，东欧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先例。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随着苏东剧变，民主在这个地区萌芽，但这些案例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所作的努力毫无关联。民主不是外部强加给东欧国家的。在每一个案例中，民主都是在本国产生的，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许多必要先决条件。毫无疑问，美国帮助培育了这些新生的民主国家，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成功地将民主出口到外国的案例，而这正是小布什主义的全部内容。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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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可能在海外强加自由民主。但是，成功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它们通常发生在具有一系列特定内部特征的国家。比如，如果对象国在种族和宗教上都是同质性的，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繁荣水平相当高，也有一些民主经验，这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常被作为美国可以向中东出口自由民主的证据——符合这些标准。但它们是极不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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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地缘政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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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成功干预别国内政的困难不谈，还有一个更多与现实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有关的问题。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它就冒着其他国家将服从现实政治指令的风险。这大大提高了误判的可能性，可能导致危机甚至战争。比如，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能真诚地认为它的政策是善意的，甚至是高尚的，而另一个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的国家，可能将同样的政策视为威胁性的。自由主义国家很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仅仅因为它根据一种不同的主义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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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情况对自由主义大国如此危险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遵循均势逻辑。自由主义大国通常也如此行事，尤其是对其他大国。但有时它们可以自由地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如果它们忘记自己身处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它们可能会给自己和其他国家带来很多麻烦。乌克兰目前的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西方盛行的智慧，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侵略的结果。有人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于苏联的更大的俄罗斯，这意味着控制其“邻近”国家的政府，包括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东欧国家。2014年2月22日针对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政变为普京提供了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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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应该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440问题的根源在于北约的扩张，这一更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东欧地区移出俄罗斯轨道，纳入西方。有人可能认为，这项政策是一项经典的威慑战略，旨在遏制具有潜在威胁的俄罗斯，但事实并非如此。441西方的战略主要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其主要设计者认为莫斯科不应该将其视为威胁。442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将乌克兰纳入一个在冷战期间的西欧发展起来并在冷战结束后不断东扩的“安全共同体”。但是，俄罗斯人遵循的却是现实主义的剧本。由此导致的重大危机让许多西方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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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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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乌克兰成为西方国家一部分的战略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北约东扩、欧盟扩员，以及“橙色革命”——旨在在乌克兰促进民主和西方价值观，由此可能使基辅出现亲西方领导人。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这一战略最具威胁性的方面是北约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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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苏联明确表示，它倾向于美国军队留在欧洲并维持北约。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种安排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保持了和平，并且会在德国统一、变得更加强大之后继续保持和平。但是，莫斯科强烈反对北约扩大。苏联人相信他们的西方对手理解他们的恐惧，这个联盟不会向苏联扩张。443但是，克林顿政府却不这么认为，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北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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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一次扩员，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这一联盟。第二次是在2004年，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怨声载道。比如，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5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期间说：“这是北约抵达俄罗斯联邦边界时会发生什么的第一个迹象……战火可能会在整个欧洲爆发。”444然而，俄罗斯人过于软弱，无法阻止任何扩张。此外，除了波罗的海的小国，北约的新成员国没有一个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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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麻烦开始于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当时开始讨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成员国的身份。法国和德国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承认这些国家会过度激怒俄罗斯，但小布什政府承诺将这些国家纳入北约。这次对峙的结果是，北约没有启动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必要进程，但峰会的最终声明包括：“北约欢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欧洲—大西洋愿景。我们今天一致认为，这些国家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莫斯科立即作出愤怒的反应。445俄罗斯副外长警告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这将对泛欧安全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普京指出，承认这两个国家将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据一家俄罗斯报纸报道，普京直接对小布什“非常明显地暗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它将不复存在”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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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的俄格战争应该打消了对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决心的任何怀疑。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坚定致力于让本国加入北约，他在布达佩斯峰会后决定，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两个分离主义地区重新合并，它们占格鲁吉亚领土的20%左右。北约成员国要求解决这些突出的领土争端，但普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他宁愿让格鲁吉亚保持弱小和分裂，决定羞辱萨卡什维利。447格鲁吉亚和奥塞梯的分离主义者之间爆发冲突后，俄罗斯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进入格鲁吉亚，控制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西方对此反应甚微，导致萨卡什维利陷入困境。俄罗斯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北约拒绝放弃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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