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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欧洲变成一个巨大安全共同体的宏伟计划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但这场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北约扩张时就已经播下。454专家和决策者们提出了各种支持和反对扩大的论断，但他们从未达成共识。美国的大多数东欧移民和他们的亲属强烈支持扩张，因为他们希望北约保护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一些现实主义者赞成这项政策，因为他们认为遏制俄罗斯仍然是必要的。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反对扩张，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遏制一个人口老龄化、经济单一的衰落国家，他们担心扩张会强烈刺激莫斯科从而制造麻烦。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北约第一轮扩张后不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位美国传奇外交官和战略思想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俄罗斯人将逐渐作出对立的反应，这会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这完全没有理由。没有人对其他人构成威胁。”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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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克林顿政府的许多主要成员，都赞成北约东扩。他们认为冷战终结改变了国际政治，在新的后国家秩序中，几个世纪以来指导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逻辑已经不再适用。在这个新世界里，美国不仅是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说的“不可或缺的国家”，而且是一股永远不会让任何理性领袖感到恐惧的力量。2004年2月，美国之音记者评论说：“大多数分析人士同意，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应该不会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长期威胁。他们指出，拥有稳定和安全的邻国可能会增强俄罗斯的稳定和繁荣，有助于克服冷战时期的旧恐惧，并鼓励苏联的卫星国以更积极、合作的方式与俄罗斯接触。”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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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内部的自由派赢得了北约扩张的斗争。随后，他们很容易地说服欧洲盟国支持扩大。事实上，考虑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的成功，西欧精英们可能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地缘政治不再重要，一个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秩序可以维持欧洲的长期和平。在20世纪结束时，美国及其自由主义的欧洲盟国的共同目标是促进东欧国家的民主，增进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将其嵌入国际制度之中。其最终目标是让整个欧洲大陆看起来像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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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主义者如此彻底地控制了关于欧洲安全的讨论，以至于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在西方几乎没有遭到现实主义者或任何人的反对，即使这个联盟在未来成员国问题上其实采取了敞开大门的政策。457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主导了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思想。比如，在2014年3月一次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演讲中，奥巴马总统反复谈到了激励西方政策的“理想”，以及这些理想“常常受到更古老、更传统的权力观的威胁”。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回应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在21世纪，你不能以19世纪的方式行事，以完全捏造的借口入侵另一个国家。”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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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始终根据不同的操作手册行事。普京和他的同胞一直像现实主义者一样思考和行动，而西方领导人则坚持教科书中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及其盟国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没有结束迹象的重大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发现很难与独裁国家开展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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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内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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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内的自由主义，那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总是破坏自己国内的自由主义结构。主要原因很简单：一个在国外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官僚机构，以开展无休止的战争，并以自己的意向监控和塑造世界。但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体制几乎总是威胁到国内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开国元勋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战争道路上保持自由。”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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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化的自由主义国家必须依靠保密，甚至在国家利益需要时必须欺骗自己的人民，这一点在它们的国家安全特工看来是习以为常的。当这些特工认为让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发挥作用必须要这么做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破坏个人权利和法治。频繁发动战争的自由主义国家通常也会以与自己的法律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相冲突的无情政策来对待对手。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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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打了七场战争，从“9·11”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月以来一直在打仗，而且战争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所有这些冲突使得1991年苏联解体时存在的强大国家安全体制如今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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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与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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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层次上，要使自由民主有效运行，透明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要让选民作出明智的决定，还要允许媒体和外部专家评估政府政策，参与到有效运转的思想市场之中。这是任何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要素。它有助于公民在决策者犯错或参与犯罪行为时追究其责任。从定义上讲，保密就是限制透明，这意味着太多的保密很容易破坏自由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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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需要保密。然而，对于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说，最大限度地减少秘密和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是必要的。但是，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有着相反的效果，部分原因是任何这么做的国家都有强有力的动机去限制对手获取其政策、战略和武器的相关信息。有时甚至对盟国隐瞒信息也是有必要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越雄心勃勃，就越有理由对朋友和敌人隐瞒秘密。自由主义国家也喜欢保密，因为它有助于保护领导人免受国内批评，使其更容易推行可能引起争议的政策。对于记者和学者而言，如果他们对一项政策一无所知，对其提出批评以及最终加以制约就很困难。最后，如果决策者选择的政策出错，或者奉行一项政策导致他们违法，他们就希望规避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众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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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保密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它们非法地或至少是可疑地监视美国公民，试图向公民、国会和法院隐瞒情况。461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如此决心惩罚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原因之一，而且更一般而言，这也是他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向记者和泄密者开战的原因。462他还不遗余力地掩饰美国参与叙利亚内战的程度，尽可能少地泄露有关无人机打击的信息。奥巴马声称他管理着“历史上最透明的政府”463，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应该归功于那些违背他坚守政府秘密承诺的记者和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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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有害后果是，在试图激励公众支持海外军事行动时，它给领导人提供了许多说谎的机会，或者至少是歪曲事实的机会。这种行为明显地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威尔逊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以动员公众支持抗击德意志帝国的情绪；冷战时期，夸大苏联威胁是司空见惯的；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小布什政府发起了一次非常有效的欺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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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行动包括三种行为：说谎、推销和隐瞒。说谎是指决策者作出一个他明知道是虚假的声明，希望别人会认为这是真的。推销是一种更常见的欺骗形式，它是指领导人讲一个只强调某些事实的故事，或淡化或忽略其他事实，目的是推销或捍卫某项政策。没有提供完全准确的解释。换言之，推销涉及夸张和扭曲，但不是说谎。隐瞒是指抑制可能会损害或削弱其所偏好政策的信息。显然，这种形式的欺骗与保密的关系最贴切。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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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的自由主义国家倾向于从事欺骗行动，因为在战争中激励人们战斗和牺牲并不容易。像国家一样，个人有着强烈的生存动机。推销自由主义战争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最终不是为了打击对一个国家生存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权利或传播自由民主。让人们为这些自由主义的目标去战斗和牺牲并非易事。领导人总是试图欺骗他们的公众，让他们选择参加战争。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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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试图隐藏非法或者在宪法上可疑的活动时，也会欺骗公众。比如，2013年3月12日，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国会被问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否收集了任何形式关于数百万或数亿美国人的数据？”他回答说没有。很快就表明他说谎了，他在6月被迫向国会承认：“我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为此我道歉。”后来，他说他以“至少不真实”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向国会撒谎是重罪，但克拉珀并没有被指控，也没有被解雇。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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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混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不诚实的有害文化，这会严重损害任何一种政体，尤其是自由民主政体。说谎不仅让公民难以就候选人和议题作出明智的选择，而且还会破坏决策制定。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彼此信任，处理公务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此外，在一个歪曲或隐瞒真相习以为常的世界里，法治遭到严重削弱。任何有效运行的法律体系都要求公众的诚实和信任。最后，如果说谎在自由民主中变得普遍，它可能会疏远公众，使公众对政治秩序失去信心，为独裁统治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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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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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断备战和作战，并且宣称使用武力的好处的自由民主国家，最终可能会侵犯处于自由主义社会核心的个人权利和法治。在诸如战争等国家紧急情况下，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来压制对其政策的批评。他们往往对内部的敌人深感忧虑，其中可能包括不忠诚的公民，甚至是外国人。恐惧是主旋律。怀疑的气氛总是导致政府以限制个人权利和以非自由的方式监视公民，通常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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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不会这样行事，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一旦危急时刻（或者人们所认为的危急时刻）要在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作出权衡取舍，决策者几乎总是会选择安全。一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必然是生存，因为如果它无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其他任何目标。在美国历史上，这种行为的充分证据包括：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非自由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压制反战声音，这场冲突后立即爆发的声名狼藉的“红色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押日裔美国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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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界对外国威胁的过度恐惧，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奉行削弱国内公民自由的政策。在此依次讨论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涉及隐私权，因为它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授权要求有关。一般而言，如果没有法官授权，政府不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通常，为了获得搜查令，调查人员必须出示认为某个人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理由。即使政府认为某人是危险的或有违法行为，通常也不能在没有司法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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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从“9·11”事件后不久到2007年1月，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公民实施了未经授权的监视。467由于爱德华·斯诺登，我们才知道，政府（主要是国家安全局）也搜索和存储了大量电子邮件和基于文本的信息。468虽然法律限制了出于外国情报目的而对国际通信进行监听，但国家安全局仍然收集了美国公民之间的国内通信。政府还定期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跟踪“电话元数据”，其中包括通话方的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地点和时间。我们很难不同意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的评论：“政府收集守法美国公民信息的权威本质上是无限的。”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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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这种监视，政府经常从一个被称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的秘密法庭获得授权。但这一过程存在明显的透明度和可信性问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一个虚拟的橡皮图章：470在1979年至2012年期间，它收到了近3.4万个在美国进行电子监控的请求，拒绝了其中11份。471此外，几乎不可能挑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裁决，不仅因为这些裁决是秘密的，而且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人参与诉讼。而且，当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证据被用于联邦刑事诉讼时，如果司法部长按照惯常做法证明，披露这些证据会危害国家安全，被告及其律师都无法获得授权申请。472当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国家安全局收集大量数据是非法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指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忽略这一裁定。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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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涉及破坏公民自由的政策的案例与正当程序有关，它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核心，也是法治的支柱。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正当程序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同样适用于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传统的正当程序概念已经变得荒唐可笑。2002年1月，当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始扫除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可疑恐怖分子时，小布什政府在关塔那摩湾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古拉格集中营，强烈抵制被拘留者争取正当程序的努力。自古拉格集中营开办以来，有779人被监禁在那里。奥巴马总统誓言要关闭它，但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正当程序的泥潭。截至2017年1月，仍被关塔那摩监禁的41人中有5人已被批准释放，但仍然受到监禁，这是该监狱的常见模式。由于证据不足，26名囚犯不能被起诉，但是政府拒绝释放他们，因为政府将他们视为安全威胁。474这种肆意的、史无前例的无限期拘留政策公然违反了最常见的正当程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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