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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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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不互相开战，有三种制度性解释。第一种强调公众本质上是和平的，如果被问到是否要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几乎肯定会拒绝。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阐明了这种论点：“如果需要公民的同意来决定是否应该宣战……他们在开始如此糟糕的游戏时会非常谨慎，为自己判断所有战争的灾难，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501这种论点在冷战期间的新保守主义者中很流行，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向威权国家绥靖，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仅温和而且具有影响力，因为他们可以投票。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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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点的致命缺陷是它想要证明的太多了。如果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如此厌恶战争，他们会不愿意与非民主国家以及民主国家打仗。他们会根本不想打任何战争。然而，从历史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打了七场战争，而且是美国发动了这七场战争。在此期间，每三年就有两场战争。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沉迷于战争。此外，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在这些战争中一直站在美国一边。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主和平论者不认为民主国家通常比非民主国家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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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有时喜欢发动战争。首先，战争有时是出于很好的战略原因，而大多数公民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此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善于说服沉默的公众相信战争是必要的，即使战争并非如此。503有时过多的说服是不必要的，因为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是如此强烈，他们会推动领导人发动战争，无论是否必要。504最后，当国家陷入战争时公众会不言自明地付出巨大代价这一假定是错误的。富国往往拥有高度资本化的军队，这意味着只有小部分人口实际服役。此外，自由民主国家通常善于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比如，利用无人机来对付敌人。至于财政成本，国家有很多方法为战争买单，不会给公众造成沉重负担。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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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制度性解释是，动员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对于政府领导人而言更加困难。这种烦琐的决策部分是由获得公众许可的需要所决定的，考虑到公众天生不愿打仗和冒着死亡的危险，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障碍，比如三权分立，也延缓了这一过程。这些问题不仅使发动战争，而且使制定和执行明智的外交政策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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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主张是真的，那么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针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有些情况下，民主效率低下可能会阻碍统治精英们把国家带入战争，尽管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此外，可能阻碍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制度障碍通常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发动战争的决定往往是在一场严重危机期间作出的，行政部门在此期间掌控局势，而三权分立——以及个人权利——服从于国家安全关切。在极端紧急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有能力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反应，并在必要时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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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些人认为“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s）是解释民主和平的关键。506这一主张建立在民选领导人特别擅长在危机中表明他们的决心这一信念之上，因为他们可以公开承诺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动，然后他们有义务继续下去。换言之，他们会自缚手脚。如果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公众会通过投票让他们下台，从而惩罚他们。一旦领导人画了红线，争论就开始了，他的听众就会对其施加压力。因此，两个民主国家彼此可以了解它们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这使它们能够避免误判并协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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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成本的叙事具有直观的吸引力，但实证研究表明，它几乎没有解释力。507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观众成本像宣称的那样在实际危机中发挥了作用。此外，有许多理由质疑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比如，领导者通常对画红线持谨慎态度，相反他们更愿意让威胁保持模糊，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谈判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观众成本逻辑甚至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即使领导人画了红线却没有坚持到底，如果她以有利的条件结束危机，公众也不太可能惩罚她。此外，人们不应低估政治领导人编故事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实际行动中违背承诺。即使一个领导人发出信号，也不能确保另一方能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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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所有涉及民主制度的机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很少互相打仗。508一些著名的民主和平论者认识到这些制度解释的局限性，转而依靠与民主和自由主义相关的规范性论据。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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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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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规范逻辑与自由主义的规范逻辑有着很大的重叠。两者都强调四个关键概念：和平解决冲突、尊重他人、宽容和信任。然而，民主和自由主义由于不同的原因聚焦于这些概念，它们各自侧重某些概念而非其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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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核心特征是选举过程，即公民如何解决他们的分歧，并且决定谁的政治秩序观将占优势。这种处理事务的方式具有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拉西特写道：“自由民主理论的基本规范是指通过民主政治进程，争端可以不借助武力解决。”510此外，他还认为，“在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国家行为体打交道时，民主国家将调节政治竞争、寻求政治冲突的折中解决方案，以及权力和平交接等规范外部化”。最重要的是，“当两个民主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们能够在互动中运用民主规范来解决”。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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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即使是激烈争端通常都能和平解决的世界里，相关行为体之间可能会有高度的信任，因为它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对手可能会对它们使用暴力。在重大政治斗争中，对彼此也应该有一点尊重。每个人都愿意接受选举结果的事实，无疑意味着他们愿意容忍竞争对手获胜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要与对手达成妥协解决方案，双方必须彼此尊重，否则很难达成一致。因此，除了通过选举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之外，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个人倾向于信任、宽容和尊重他人。这一观点认为，这些相同的信念延伸到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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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调选举重要性的民主不同，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叙事。当然，这一点对本书的读者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政治自由主义者主张，权利和宽容共同促进人们互相尊重——即使他们存在根本分歧，并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中，几乎不存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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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权利是普世的，自由主义逻辑不仅适用于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日常生活，也适用于它们之间的互动。用迈克尔·多伊尔的话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理论的基本假定认为，各国有权免受外国干预。由于道德上自主的公民拥有自由权，这代表他们的国家有政治独立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相互尊重成为国际自由主义理论的试金石。”512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它阻止自由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来对付彼此，因为战争会夺走自由主义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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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主义国家彼此打交道时，宽容也超越了国界。自由主义国家应该相互信任和尊重，决不能为了解决分歧而开战。多伊尔写道：“这些相互尊重的传统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非常有效的合作基础。”513换言之，自由主义的规范解释了民主和平。约翰·欧文对基本论点作了总结：“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懈追求自我保护和物质幸福。这些追求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和平，强迫和暴力是适得其反的。因此，和平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有人希望战争只是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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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民主和自由主义提供了独立但互补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即使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引发重大危机的深刻分歧，它们之间也不会互相斗争。根据民主和平论，战争不会爆发，因为这些逻辑要么单独起作用，要么联合促进一套强大的规范，这套规范偏好和平解决冲突、尊重他人、宽容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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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规范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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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规范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存在五个问题。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自由主义就不能如宣称的那样起作用。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接受个人有时会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深刻差异，也承认尊重权利和宽容不能保证一方（甚至双方）不会诉诸暴力。我们无法保证冲突会得到和平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需要一个国家，包括约翰·罗尔斯，他对宽容的力量尤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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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也建立在公民在核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会存在显著差异的假定之上。民主国家的公民高度社会化，通过选票箱来解决他们的冲突，但社会化有其限度，民主国家总是会建立强大的警察力量以维持秩序。单单是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无法确保民主国家内部的和平；与自由主义一样，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应对那些觉得有必要用暴力支持自己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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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让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对其构成威胁时去求助。这一简单的生活事实，再加上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宽容、尊重以及和平地对待彼此的事实，意味着即使在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时，它们也必须担心自己的生存。一旦这一逻辑发挥作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卷入彼此之间的均势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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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自由民主规范的主张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它是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使得各国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每个民族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优越，而有时它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仇恨。敌意——我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族国家有时在第一原理上存在着深刻差异，有时还参与导致战争的激烈安全竞争。自由民主国家很难不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会破坏宽容和相互信任，甚至导致它们以暴力方式解决分歧。对于不可剥夺权利的自由主义原则，也不存在根深蒂固、世界范围的尊重，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尤其是当它面对民族主义时，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维度的影响力比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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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大量的经验证据与自由民主规范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相矛盾。比如，美国有推翻民选政府的丰富历史，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更突出的案例包括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515当哈马斯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选举中击败美国支持的法塔赫之后，美国和以色列（另一个民主国家）开始破坏新政府的稳定，将哈马斯边缘化。它们认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尽管它输掉了选举。51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也在2013年推翻埃及民选的穆斯林兄弟会。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指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记录表明，民主的信任和尊重往往服从于安全和经济利益。”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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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针对自由民主规范的最具毁灭性证据体现在克里斯托弗·莱恩对四个案例的细致考察中，其中一对自由民主国家走向战争边缘，但其中一方退出并结束了危机。他仔细研究了英美在1861年特伦特号事件、1895年到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1898年英法之间的法索达危机，以及1923年涉及法国和德国的鲁尔危机中的决策过程，令人信服地证明自由主义规范与这些危机的解决几乎没有关系。双方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这四个案例的结果主要由涉及均势的战略计算所决定。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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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是间接的，但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规范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由民主国家以特别道德的方式进行战争。考虑到自由主义强调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会期望自由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杀害平民，或者至少比威权国家做得更好。这是正义战争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该理论是一个典型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519例如，迈克尔·多伊尔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对战争法的谨慎尊重”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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