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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现实主义者通常不如自由主义者好战，后者强烈倾向于使用武力来促进国际和平，即使他们否认战争是一种合法的治国方略。这一点可以通过瓦莱丽·莫克维尤斯（Valerie Morkevicˇius）在比较两种理论体系时所作的观察来说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反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而美国最著名的三位正义战争理论家——让·埃尔施坦（Jean Elshtain）、詹姆斯·特纳·约翰逊（James Turner Johnson）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更积极地看待这场战争”。她得出的结论是：“传统观点认为，现实主义者对诉诸战争的支持超过正义战争理论家。我认为恰恰相反：正义战争理论比现实主义产生更多的好战倾向。”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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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实主义者实际上认为，如果国家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那么大国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这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结构通常会惩罚侵略者，而对战争的推动通常来自国内政治力量。换言之，大国往往出于非现实主义的原因参战。这种观点在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的重要文章《现实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的标题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570其他著名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包括杰克·斯奈德（Jack Syd-ner）、斯蒂芬·范·埃弗拉，甚至是肯尼思·华尔兹，有时都被错误地说成他们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采取侵略性行动以获得权力。571另外两位现实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罗萨托和约翰·舒斯勒（John Schuessler）——主张美国采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他们称之为“没有战争的安全秘诀”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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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从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角度看待世界，他明确地认为，遵循现实主义的指令会导致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而按照他所说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事则会导致无尽的麻烦。他对历史的解读告诉他，“只有当国家未能以一种从权力政治角度来讲是合理的方式行事时，才会产生严重的麻烦”。当国家“在道德、帝国主义或意识形态事业上挥霍权力时”，冲突才会发生。他认为，“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理论，并且承认它是和平理论是重要的”。总之，“权力并非不稳定的”。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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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这种乐观的现实主义理解。国际体系结构往往迫使大国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有时甚至发动战争。国际政治是一个肮脏和野蛮的行业，不仅仅是因为误导性的自由主义思想或其他恶意的国内政治力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大国偶尔会出于明智的现实主义原因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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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各国按照我对现实主义的更苛刻理解行事，它们可能也比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少打国际战争。为什么像我这样顽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不可能主张战争？原因有三点。第一，由于在现实主义指令下行动的大国主要关心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全球权力份额，它们应该只愿意在少数几个地区冒险发动战争。这些地方包括大国自己邻近的和遥远的地区，它们要么是另一个大国的家园，要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所在地。对于美国而言，西半球以外的三个地区如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重要性：欧洲和东亚，因为这是其他大国的所在地；波斯湾，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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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美国不应在非洲、中亚或波斯湾以外的中东地区打仗。例如，在冷战期间，现实主义者主张，美国的决策者应该避免在“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进行战争，因为那里都是一些没什么战略意义的小国。574几乎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反对越南战争，因为越南的命运对全球实力对比几乎没有战略影响。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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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把世界上的每个地区都视为一个潜在的战场，因为他们致力于在每个地方保护人权，广泛地传播自由民主。他们自然更愿意和平地实现这些目标，但他们通常愿意在必要时支持使用军事力量。简言之，尽管现实主义者对他们愿意使用武力的地方有严格的限制，但自由主义者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对他们来说，切身利益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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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对使用武力甚至是威胁使用武力保持谨慎，因为他们认识到均势逻辑将迫使其他国家遏制侵略者，即使它们是自由民主国家。当然，制衡并不总是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有时会发生的原因。大国对它们的安全格外警惕，当它们感到威胁时，总是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这种谨慎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领导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执着地反对北约扩大，以及为什么大多数美国现实主义者也反对北约扩大。然而，在21世纪，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忽视均势的逻辑。这种思想促使自由主义者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比现实主义者更加缺乏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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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是克劳塞维茨派，他们明白开战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576这些后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领会到这一基本的生活事实，因为他们仔细研究战争，了解到领导人有时会对战争的结果感到惊讶。577事实上，很难确定一场战争会如何结束，这使得现实主义者对发动战争持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永远都没有意义。有时，亮剑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在思想层次上通常不是严肃的战争研究者，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倾向于把战争当作一种常规的治国方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太可能出现在他们的阅读清单上。因此，他们往往不了解战争的复杂性及其不受欢迎的结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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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现实主义不是和平的秘诀。这一理论描绘了一个战争的可能性是曲折的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世界。此外，现实主义要求美国应努力保持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它应该在西半球维持霸权，确保没有其他大国主导其所在地区，从而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然而，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比基于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更不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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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确理解民族主义如何约束大国，特别是如何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中约束大国，为美国采取克制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对美国决策者在冷战期间如何思考与小国互动的简要分析表明，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如何制约着华盛顿干预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且也不理解这种主义为何对美国有利。如果美国必须再次进行冷战，或者在未来必须进行类似的安全竞争，那么以一种明显不同的方式寻求遏制会更合理。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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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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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领导人担心谁来统治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小国。最大的担心是，任何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会在邻国推行共产主义，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当然，苏联在这一叙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作为一个致力于通过共产国际等机构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的大国，这被认为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任务。共产主义是一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苏联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这股潮流，直到某一时刻莫斯科会主导国际体系。这种现象被称为多米诺理论。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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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这种感知到的威胁的反应是尽一切可能阻止小国“倒向共产主义”。华盛顿几乎干预了所有在政治上表现出“左转”迹象的国家的政治，这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艰巨的社会工程。在实践中，这种路径意味着：（1）向友好的政府提供资金、武器和其他资源，支持它们掌权；（2）对感知到的敌对势力发动政变，包括民选的统治者在内；（3）直接用美国军队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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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注定失败。在任何国家开展社会工程，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家，都非常困难。问题多样而又复杂，抵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有一些是糟糕的。如果从外部强加社会工程，这项任务会更为艰巨，因为民族主义一直存在，它使得当地人民想在不受外国人干预其政治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干预势力几乎不了解对象国的文化和政治，这些干预也会失败。在很多情况下，外国人甚至不会说当地语言。当一个国家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改变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时，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正如美国在冷战期间曾在越南遭遇这个问题，又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新遭遇。随之而来的暴力将使入侵国看起来像是压迫者，进一步使其促进积极变革的努力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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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否认冷战期间美国有时对小国的政治实施了成功干涉。但是，即便是这些成功案例中的一些也让美国领导人心神不宁。比如，1953年伊朗的政变使沙赫重新掌权，这让美国在大约25年时间里拥有一位重要盟友。但是，1979年沙赫倒台，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上台，破坏了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对1953年政变的记忆在60多年后的今天继续破坏着两国关系。而那是一项成功之举！正如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所表明的，美国的大多数政变尝试甚至没有达到它们的短期目标。580美国的干涉措施也被证明对对象国而言是代价高昂的。在冷战期间，被美国及其盟国杀害的他国公民数量惊人。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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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这些干涉是不必要的。多米诺理论没有描述任何严重的威胁：它假定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会主导当地的认同和自决的渴望。但事实并非如此。多米诺理论的支持者未能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比共产主义强大得多的意识形态，就像它比自由主义强大得多一样。民族主义关系到自决。各民族都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在主权问题上，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是令人羡慕的神。他们想做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而不是被其他国家，甚至是那些与他们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所左右。在冷战期间，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命令深恶痛绝，这并不令人惊讶。中国也是如此。苏联解体也并非偶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爱沙尼亚人和许多其他人都希望获得独立。小国可能会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除非符合它们的利益，否则会抵制大国的影响——有时是符合利益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傀儡国家”在名义上比在现实中更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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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度介入小国事务的冷战政策完全是错误的战略。与其试图控制它们的政治取向，华盛顿应该采取放手不管的政策。一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对于与他们展开合作或反对他们而言没有多大影响。重要的是双方的利益是否一致。在几乎所有美国苛刻对待小国的冷战案例中，明智的战略是不对谁掌权施加影响，而是集中精力与掌权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利益。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战略本来有可能完成几十年来武装干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让民众的态度转向支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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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冷战期间，美国应该更开放地寻求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如有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友好是有道理的一样。事实上，在冷战期间，华盛顿确实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因为这对双方相处具有良好的战略意义。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和共产主义中国在冷战的头20多年里一直处于强烈的对抗状态，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中苏分裂的结果，这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都对苏联怀有敌意，由此得以联合起来。美国最终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合作良好，但这个国家在早些时候被认为是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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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例子提供了更多证据，表明共产主义等普世意识形态的限度和国家利益的力量，当然，这些都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既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与美国交朋友很感兴趣，但杜鲁门政府愚蠢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美国最终对越南进行了一场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被误导的恐惧。582美国在那场不必要的战争中遭受决定性失败后，共产主义越南与共产主义柬埔寨和共产主义中国进行了战争。此外，在冷战结束后，河内和华盛顿的关系显著改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主要是因为双方都担心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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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没有深度介入发展中世界，苏联会入侵一大批小国并把它们变成傀儡国家吗？也许苏联可能会进攻一些较小的国家，但结果不会是一连串共产主义的胜利。相反，苏联会一个接一个地陷入泥潭。看看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时发生了什么。他们被困了十年，最终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如果苏联有更多在阿富汗那样的遭遇，美国的利益就会得到很好的实现，就像如果美国有更多在越南那样的遭遇，莫斯科的利益也会得到很好的实现一样。对两个超级大国而言，诱惑对方并使对方流血是一个明智的策略。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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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决策者很难按照这种思路来思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反而高估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意识形态。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大国与小国交往的最佳战略是避免卷入其国内政治，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侵略和占领它们。侵略性的干涉是大国应该设法诱导竞争对手展开的行动。如果中美安全竞争继续升温，美国决策者应该牢记这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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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理解表明，即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也应该奉行克制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理解这一基本启示，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向塑造世界，都可能面临无休止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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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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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界肯定会抵制任何放弃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和采取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的举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热衷于在国外推广自由主义，尽管这项政策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失败了。584尽管美国公众倾向于克制，但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除非必需，统治精英们很少关注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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