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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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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是后发国家绕不开的阶段，但一个国家如果总不能建立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总以“山寨”、“白菜化”为荣，那么最终必然会损害到自身的发展潜力——资本是不会内外有别的，如果没有法规限制，不光是外国厂商，本国厂商的知识产权人家照样不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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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期，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复杂的审批程序导致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技术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截至1980年，联邦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1980年美国通过了《拜杜法案》，规定受政府资助的小企业和民间机构可以保留专利所有权，同时有义务及时公开研究成果，并优先用于美国产业发展。此外，中小企业可以像买房子那样，以按揭的方式来购买专利——首付50万美元，剩余部分在产品卖出去以后以分成的方式来支付，这样就使得中小企业有胆子参与到创新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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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并非无懈可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莱特兄弟：20世纪初，莱特兄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成功飞起来的飞机，但当时研究空气动力学飞行器的绝不止这哥俩，世界各地好多人都在搞，只不过莱特兄弟抢在别人前面做成功了，这其中其实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搞出第一架飞机之后，他们没有继续改进飞机，而是忙着打官司去了，那时美国的专利权法规定过于宽泛，于是这哥俩利用法律上这个漏洞四处打官司，只要有人搞出其他会飞的东西，就会面临侵权官司，一旦输了就要支付高额的赔偿。莱特兄弟造出了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飞机，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搅局，导致美国的航空工业一度反倒落后于欧洲。当然，这也促成了后来美国对专利权法的一系列修改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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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三 要法治还是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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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话题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法治”。如今在涉及西方政治的文字中，“民主”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但如果你穿越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欧美国家，最好还是不要乱用这个词。当时“民主”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专用词汇，譬如东德的正式称谓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在西方阵营，“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都是禁忌词语，你说这个词，很可能让别人认为你参与了工人运动或是民权运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苏共以及其他东欧共产党日益背离初衷、脱离群众，“民主”的定义权才开始从社会主义阵营流失到西方阵营，最终成了西方国家的专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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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欧美国家政治的时候，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从源头上来说，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初都是基于对抗封建王权而生的。因为最初国王和贵族领主对其封地子民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各地都流行着初夜权。而从历史渊源来说，现在西方的所有政治结构，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反对封建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新兴的资本主义在一开始都强调的是“自由”，所以法国的那副名画叫作《自由引导人民》；纽约的那座雕像叫作“自由女神”，而不是“民主女神”；老电影里国民党特务都是一口一个“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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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冷战时期“自由”这个口号面对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其实并没多大的杀伤力——直到后者把这个利器的解释权拱手让人之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西方国家面对东方阵营的软实力对抗，曾一度处于下风，当时是欧美国家防着被苏联搞颜色革命，才有了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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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架构上来说，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可以平息争论，但并不能消弭不同群体利益上的矛盾。只有当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实现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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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法治不一定就能带来公平，公平与否取决于立法正义。但是法治可以让一切事务清晰、有序——它给我们社会生活的环境以明晰的条框，过线就是违法，就要受到相应的惩治，而在条框之内人们拥有明确的自由。换句话说，它明确的是所有人的利益边界。相对于“人治”，前者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来完成对社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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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说明的是，“法治”并非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早在3000多年以前，中国在商代就已经颁布了最早的成文法——《汤刑》，周朝周穆王时代有《吕刑》，至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法家成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实际成就最大的一支。当时秦国的法律体系严密程度，完全不输现在的美国法律体系，从军功受爵、官员选拔到手工制品的质量管控、市场规范，再到民间纠纷处理，都有着完备的法律规定，也正是凭此才使秦国拥有了远超其他诸侯国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从而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关于这个问题，详情可以参阅我的另一本书——《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从诸侯到帝国》）。所以不要一提到“法治”，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西方文明专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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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门前的这种鼎，称为“法鼎”，其来历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最初，各诸侯国的法典都秘藏于官府之内，平民无权查阅。至春秋后期，郑国丞相子产开历史先河，将国家法典刻在铁鼎之上，示法于民。此后，晋国的范宣子联合赵氏、中行氏，订立成文法——《刑书》，之后同样将《刑书》刻在铁鼎之上，放置在人员密集之处。示法于民，百姓对之一目了然，所敬畏的是国家的法律，而不再是垄断法律的贵族。如今法院的大厅门前的法鼎，其渊源便在于此。所谓“法鼎天下，法在人心”，它象征的不仅是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更重要的其实是法律的“去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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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门前常常见到的这尊“独角兽”称为獬豸，亦称为法兽。相传獬豸可以辨是非、明善恶，故是公正的象征。相传大禹治水时的皋陶便借助獬豸来助其断狱。皋陶是嬴姓的始祖，也就是东周时代秦国的祖先，也是中国法律工作者的鼻祖。按照史书记载，在夏朝时中国就已经有了最早的习惯法——《禹刑》，至商代出现了最早的成文法——《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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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现实操作看法治依然有其负面问题，欧美国家的法治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律师的权重会越来越大，虽然你可以告别官僚体系的腐败，但是司法成本日益增加，日积月累同样会形成另一个利益集团，本质上这也是一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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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要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并不能一概归结为是法治自身的结构问题，很多问题其实恰恰是由于背离最初的基本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对苏东阵营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反击，西方国家普遍对其内部架构进行了调整。西方国家原先的政治架构是基于法律构建的，而对其的补强则是通过行政和道德舆论来完成。这样一来，虽然短期内在对苏意识形态战上占了上风，但从长远看，却削弱了自己起家时的优势，搞到最后，就是在言论乃至国家行政上形成了一个个“政治正确”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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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学家拉兹在其著作《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中曾经提及“法治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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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不溯及既往，而且应该公开明确——也就是说，法律只能管辖它出现之后的事情，而且法律必须得向全民公开，而不能把它锁在办公室里秘不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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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律应相对稳定——按照统治者自己的意志，频繁地修改法律，这样也是违背法治原则的，2000多年前，大秦帝国就是因为秦二世肆意修改法律导致帝国秩序彻底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