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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门前的这种鼎，称为“法鼎”，其来历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最初，各诸侯国的法典都秘藏于官府之内，平民无权查阅。至春秋后期，郑国丞相子产开历史先河，将国家法典刻在铁鼎之上，示法于民。此后，晋国的范宣子联合赵氏、中行氏，订立成文法——《刑书》，之后同样将《刑书》刻在铁鼎之上，放置在人员密集之处。示法于民，百姓对之一目了然，所敬畏的是国家的法律，而不再是垄断法律的贵族。如今法院的大厅门前的法鼎，其渊源便在于此。所谓“法鼎天下，法在人心”，它象征的不仅是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更重要的其实是法律的“去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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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门前常常见到的这尊“独角兽”称为獬豸，亦称为法兽。相传獬豸可以辨是非、明善恶，故是公正的象征。相传大禹治水时的皋陶便借助獬豸来助其断狱。皋陶是嬴姓的始祖，也就是东周时代秦国的祖先，也是中国法律工作者的鼻祖。按照史书记载，在夏朝时中国就已经有了最早的习惯法——《禹刑》，至商代出现了最早的成文法——《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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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现实操作看法治依然有其负面问题，欧美国家的法治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律师的权重会越来越大，虽然你可以告别官僚体系的腐败，但是司法成本日益增加，日积月累同样会形成另一个利益集团，本质上这也是一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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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要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并不能一概归结为是法治自身的结构问题，很多问题其实恰恰是由于背离最初的基本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对苏东阵营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反击，西方国家普遍对其内部架构进行了调整。西方国家原先的政治架构是基于法律构建的，而对其的补强则是通过行政和道德舆论来完成。这样一来，虽然短期内在对苏意识形态战上占了上风，但从长远看，却削弱了自己起家时的优势，搞到最后，就是在言论乃至国家行政上形成了一个个“政治正确”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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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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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学家拉兹在其著作《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中曾经提及“法治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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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不溯及既往，而且应该公开明确——也就是说，法律只能管辖它出现之后的事情，而且法律必须得向全民公开，而不能把它锁在办公室里秘不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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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律应相对稳定——按照统治者自己的意志，频繁地修改法律，这样也是违背法治原则的，2000多年前，大秦帝国就是因为秦二世肆意修改法律导致帝国秩序彻底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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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别法的制定应受公开、稳定、明确的一般规则指导——因为总会出现一些特事特办的情况，针对特定情况依然要立法，而这种立法也必须得在一个透明的环境下，这样才能保证法治不会变成事实上的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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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保障司法独立——这个很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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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具体讲，第一必须公开审理；第二司法者不能带着偏见执行法律，对所有人要一视同仁，即便一个人存在“道德瑕疵”，也不能成为侵犯他合法权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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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法院应对其他原则的执行握有审查权——唯有这样才谈得上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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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司法程序应该简单易行——打官司第一要省时，第二要省钱，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法律就会变成事实上的富人法，也就丧失了法制的最初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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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预防犯罪的机构在行使裁量权的时候不得滥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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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法学家富勒同样也有一个“法治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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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律应该是拥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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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律必须是公开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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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律不溯及既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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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明确——法律条款在用词上不能模糊不清，再进一步引申，法律不能过于烦琐。有这么一句话，把一片树叶怎么才能藏起来呢？放在一大堆树叶当中你就看不到它了。同样，如果法律的条文过于烦琐，也是违背明确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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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不矛盾——各个法律条款不能自相矛盾，让人们无所适从，必须在大原则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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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可为人遵守——法律规定制定出来，如果这个规定人们做不到，那么它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你不能在一条双向八车道的马路上只给行人二三十秒的绿灯，然后再去抓违章闯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