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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朝，事实上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已经大不如前，这么说的理由是当时市场上大量流通的纸币“交子”，而“交子”是由商会自行发行的，这就意味着朝廷对商业货币发行失去了控制，由此导致宋朝富而不强。元朝时，朝廷开始发行纸币，结果一方面元朝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激起百姓反抗，另一方面国家发行纸币也触及到了江南士绅的最大利益，结果导致元朝存续不足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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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白银开始在市场上大量流通，而中国自身并不盛产白银，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大部分是商人们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的。这就意味着国家彻底丧失了货币发行权。由此导致把持海外贸易的南方士绅和中央政府可以分庭抗礼，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海禁、东南海盗等，说起来都与此有关。最终，东南士绅集团利用手中的铸币权集体抗税，导致中央政府财政破产，成了明清两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出掌握货币对一个国家的存亡究竟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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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元之前，英镑是国际贸易中的通行货币，也就是说英国人在掌握货币霸权。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进行货币改革，废除了银圆，发行法币，法币汇率与英镑挂钩。这样一来就直接危及到了美国和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因为改革之前中国的铸币权事实上分散在各个军阀手中，外国势力可以通过支持某一军阀来间接控制中国经济，而法币改革等于断了这个渠道。由于法币与英镑挂钩，也使得美、日在新的货币规则下完全被排挤了出去，由此最终导致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而美国则在背后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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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前夕，英国霸主地位已经彻底保不住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召集欧洲各国召开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的实质是要英国向美国和平交权。会议的产物是一个全新的全球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1美元兑换35盎司黄金，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样就等于美元拥有了跟黄金一样的地位。美国人只要开开印钞机，印出来的就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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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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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已经稳固，凭借美国的硬实力，即便美元不和黄金挂钩也没几个国家敢拒收。最终，在尼克松任上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也就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了。在此之前，英、法等欧洲国家原本可以依靠手中的黄金储备变相地分得部分铸币权，如今美元与黄金解锁，等于美国从自己的盟友手中收回了这部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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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霸权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不是刻意为之，但总的来说美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保持了波浪式推进的模式，即在一段时间里通过透支美元信用从全世界获取财富，之后又会通过某种形式来重建货币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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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红利将美国经济推到了顶峰，所以当时任总统的克林顿在美国国民眼中的形象挺不错，以至于莱温斯基丑闻案都可以顺利过关。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资本投入纳斯达克股市，由此形成了信息产业泡沫。之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又进一步将美国的虚拟经济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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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西欧、中东以及日本的资本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大批投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中东有战争的威胁，西欧同样有科索沃战争引发的恐慌，而日本在《广场协议》签署后由于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了“平成不况”。在当时，很多皮包公司随便炒一个概念，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聚拢大量的资金。90年代末信息产业泡沫破裂了，大量市值蒸发，但赔掉的大部分都是外国人的钱，在这股浪潮中崛起的IT企业，却实实在在留在了美国。我们熟悉的思科、英特尔、微软、苹果、谷歌等IT巨头，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的。而在信息泡沫破裂后，资本转向了围绕地产的金融衍生物炒作，最终酿成了2008年金融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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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波浪式的推进模式进行不下去了。2000年前后，信息产业再次把美国的实体经济推到了顶峰。在此之后一直到现在，人类的技术发展始终处于一个量变阶段，质变却尚未到来。新能源、3D打印等概念，至少到目前来看还不能称之为新一轮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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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在科索沃、阿富汗、东北亚、伊拉克等地危机的驱赶下，资本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但它们统统进入了金融衍生品的炒作当中，最终导致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业来钱实在太快太容易了——美国虚拟经济玩得最火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高管可以买得起私人岛屿。这样浮躁的环境下，大量的资本和人才都很自然地被吸引了过去。麻省理工、哈佛等名校的理工毕业生，都跑去搞数学建模，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去了，年青一代的白人青年们，更多的是在讨论创意，实际动手能力却在退化。亚裔、东欧裔、印度裔移民在美国技术研发中的权重正在日益增加，一旦有朝一日美国对移民失去了吸引力，那么她还能否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就将是个问题——对应的，对中国来说如何把本国人才留住就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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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伴随着美国自己开创的全球化，美国国内的就业岗位开始急剧减少。资本家自然愿意把生产线放在人力成本低的国家，本土总部只负责创意、研发和营销，其实很多技术开发也是通过购买小企业手中的专利来实现的，我们熟悉的谷歌和苹果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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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输出自然导致本国的工人没活干。乔治城大学就业中心在前不久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该报告称美国经济复苏以来，全国新增就业岗位是1160万，其中有1150万个岗位都是由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获得。而在美国不具备大学本科文凭的人，占了人口的68%，共计2.09亿人。此外，还有34%的高中毕业生无法进入大学继续深造。换句话说，这几年美国国内新增的就业岗位中，涉及实体经济的可以说寥寥无几（他的产业工人主要都是高中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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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这个背景，也就能够理解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人们喊出来的口号不是要福利，而是要工作（但也可以就此判断，美国社会起码比欧洲要有希望）。这一轮全球化繁荣了经济，但代价是美国精英抛弃了中下层，社会阶层出现了彻底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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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是“99%”的中下层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被认为是“1%”的精英阶层同样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还要承受高税率。社会矛盾如果能在一方身上明确地找出问题还比较好办，如果两边都不满，那往往说明问题已经异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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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家庭收入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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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小布什时代到奥巴马时代，美国的全球战略一直是在广泛布子，非洲、亚太、中东……任何一个区域都未曾放过。在美国无法获得更多的海外利益的情况下，这使得美国的国防开支居高不下。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诉求各不相同，这又导致她的战略一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自己受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希望ISIS能够打垮叙利亚政府；为了对抗俄罗斯需要拉拢欧盟，同时又在借着难民问题打击欧盟；一方面拉拢土耳其对抗俄罗斯，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喜欢现在土耳其日益明显的宗教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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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人口比例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白种人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美国人口出生率是2.1，但如果除去少数族群，则这个数字要降到1.8.当然，这一数据比欧洲还是强得多。与此同时，非裔和拉美裔人口出生率一直非常高，这样一来，“政治正确”的问题在美国也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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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总结一下，精英化+全球化导致社会阶层分裂；过度强调全球战略导致主次不分、内外不明；人口比例变化导致族群矛盾激化，族群分裂。这三大矛盾，使得本次的美国大选和往年不太一样。以往的大选都是在娱乐氛围下、最后以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结局落幕，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入口，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