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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人们也许很容易会联想到诸如“黑水”“雇佣兵”这样的字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类机构其实更类似“智库”的概念，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风险评估、预警、情报分析、对企业进行安保培训、在海外进行公共关系维护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相关法规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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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众多中资企业已经在向国外的安保公司购买相关服务，黑水公司的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甚至针对中国客户，在2014年专门组建了新的安保公司。换句话说，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通常情况下，这类国外的安保公司往往会与其政府及情报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中资企业乃至我国的战略安全，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而通过相关政策，扶持我们自己的安保机构，并且尽早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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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四 以“大经济”的视角审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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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感动”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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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日战争，70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残。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打得老老实实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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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归根结底其实是一门“技术”。把历史置于解剖台而非只是供桌之上，以一种更为宏观、更具逻辑性的视角来审视它，最终能在技术层面得出一个扎实的结论，这也许才是对前人更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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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以“经济”为切入点来分析抗战史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2.泛指财力，物力；3.形容耗费少而收益大。”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在传统上古人对“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为了便于区分，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相对于前者，后者其实更适宜用来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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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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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间，以势可以创业，以业可以生财。然而如果倒过来，这一生产关系却未必成立：有“财”未必有“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东的几个产油大国，空握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可是从大飞机到居家日用品，几乎全部需要进口；有“业”未必有“势”，譬如日本，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可是并不能抵消海岛对于大陆的天然地缘劣势，也无法解决出生率不足1.32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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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中国的十四年抗战乃至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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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是中国百余年积弊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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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维度拉开，我们很容易看到：一般意义上的十四年抗战，其实只是中国百余年苦难史当中最深重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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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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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仅占2.6%；（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甲午战败后，清廷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可达3.65亿，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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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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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显而易见，近代中日的第一次交手，中国之败只能说是败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如此一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各个地方派系之间相互钩心斗角，中央与地方实权人物之间互相忌惮。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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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煤和铁是近代工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而出于政治原因，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工业设置多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又进一步降低了工业设施的费效比。再者，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在这一过程中将大量财富固化在了沿海地区，而面对西方列强，这一区域的安全问题却始终难有保障，这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很难有多少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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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而与此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不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大名”等地方势力对地方的控制。在当时的日本，警察、文教、税政等政府机构，都通过“派出所”这种当时日本所独有的机构形式，将政府的影响力直接送达到基层。由此，便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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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内，两国内部一分一合，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是赔款带来的财富上的损失，而是一战丢失台湾、朝鲜半岛两个地缘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位于北京的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至此，中国表面为集权，实则滑向诸侯封建。1900年“庚子之难”时，就有著名的“东南互保”——在首都遭受外敌入侵时，东南几省却单独与人家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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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近代第一座大型煤矿——开平唐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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