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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170291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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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感动”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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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日战争，70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残。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打得老老实实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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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归根结底其实是一门“技术”。把历史置于解剖台而非只是供桌之上，以一种更为宏观、更具逻辑性的视角来审视它，最终能在技术层面得出一个扎实的结论，这也许才是对前人更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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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以“经济”为切入点来分析抗战史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2.泛指财力，物力；3.形容耗费少而收益大。”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在传统上古人对“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为了便于区分，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相对于前者，后者其实更适宜用来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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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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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间，以势可以创业，以业可以生财。然而如果倒过来，这一生产关系却未必成立：有“财”未必有“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东的几个产油大国，空握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可是从大飞机到居家日用品，几乎全部需要进口；有“业”未必有“势”，譬如日本，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可是并不能抵消海岛对于大陆的天然地缘劣势，也无法解决出生率不足1.32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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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中国的十四年抗战乃至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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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是中国百余年积弊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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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维度拉开，我们很容易看到：一般意义上的十四年抗战，其实只是中国百余年苦难史当中最深重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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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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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仅占2.6%；（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甲午战败后，清廷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可达3.65亿，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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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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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显而易见，近代中日的第一次交手，中国之败只能说是败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如此一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各个地方派系之间相互钩心斗角，中央与地方实权人物之间互相忌惮。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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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煤和铁是近代工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而出于政治原因，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工业设置多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又进一步降低了工业设施的费效比。再者，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在这一过程中将大量财富固化在了沿海地区，而面对西方列强，这一区域的安全问题却始终难有保障，这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很难有多少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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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而与此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不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大名”等地方势力对地方的控制。在当时的日本，警察、文教、税政等政府机构，都通过“派出所”这种当时日本所独有的机构形式，将政府的影响力直接送达到基层。由此，便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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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内，两国内部一分一合，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是赔款带来的财富上的损失，而是一战丢失台湾、朝鲜半岛两个地缘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位于北京的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至此，中国表面为集权，实则滑向诸侯封建。1900年“庚子之难”时，就有著名的“东南互保”——在首都遭受外敌入侵时，东南几省却单独与人家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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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近代第一座大型煤矿——开平唐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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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开平矿务局建成中国第一条专线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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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宣告彻底崩溃，十一年后（1911年），宣统退位，帝制终结，这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是时间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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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势”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国民政府从历史渊源来说，其主体来自清代的东南士绅集团。虽然改朝换代，但大的社会框架没有任何根本性变化，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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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专制”，则是指各个级别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几乎是帝王般的权力。这一点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的行政权力最多只能延伸到县一级。承载当时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宗绅势力控制，间或有教会参与其中。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