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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的状态。国家权力既不在老百姓手里,也不在中央政府手里,而是被宗绅阶层垄断。有“权”则必然有“利”,如此一来,社会财富也就被这一阶层所垄断,从纸面数字看,依然算是富庶,可是国家财政没钱,底层的老百姓同样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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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被动挨打,要么奋发自强。可两条路在当时却都没法走:挨完打要赔款,谁出呢?老百姓出。税负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然后就是造反;奋发自强,搞工业、强军,依然需要钱,谁出呢?还是老百姓出,老百姓被压榨得受不了,最后还是造反。也就是说,不管选哪条路,最终都是死路一条。清朝如此,到了民国依然如此。因为这个死循环的存在,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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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前夕,民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由于那段时期的经济数据颇为好看,因此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和一部分轻工业——比如面粉厂、缫丝厂。真正能支持一场战争的经济要素,在当时确实不进反退。在硬件上,当时中国的钢铁、煤炭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当时中国只有两处地方重工业比较发达,一处是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三省,另一处则是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这两个地方显然和“黄金十年”没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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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上,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当时大学85%以上的学科都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还要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十四年抗战期间,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可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胜枚举,可要找几个会配制炸药、造地雷的人才,却异常困难。而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最现实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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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自清末开始形成的中国经济东重西轻的不合理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地方。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尚算不上夸张。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的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而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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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曾有两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清末洋务运动,一次是民国“黄金十年”,两次机会都被日本人给打断了。可反过来想,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为什么两次经济上的跃升,都如此经不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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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敌我攻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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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中国所经历的百余年的灾难,从技术角度讲,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以国家乃至民族的长远利益为着眼点,实体经济,特别是重、化工业、技术产业,便应该居于经济战略的最核心地位;而经济运行的根本,则在于人,既在于素质合格的劳动力,更在于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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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角度,看日本对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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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绝对理性的方式来观察,我们会发现,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是必然的事情。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区则是被英国人控制的东南亚。英国人正是算准了这一点,才会毫无顾忌地向日本输送各种技术和人才,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扶植一个“可控”的工业国,来制衡尚有一定活力的清帝国,以及宿敌沙俄。其实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如今的所谓“日美同盟”,走的其实是同样的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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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日本的容忍底线在朝鲜半岛和台湾,因为这个战略要冲是日本履行他的“职责”所必需的。然而再让前一步,也就是中国的东北三省,则是英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一旦日本拥有了可以自己掌控的资源产地,也就意味着将彻底失控。因此,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曾两次想“一鼓作气”吞掉东北,都被英国人在暗中使了绊子。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战火大大透支了英国的国力,这也使得英国无法继续在远东玩平衡战略。正是这个大趋势,最终导致了1931年的“9·18”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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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对其内部而言,政治仍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现代化、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由底层来埋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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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时期,中国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很可能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捺不住的野心。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人。正是这个缘故,使得恼羞成怒的日本上层发动了“七七事变”,由此开启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而基于同样的缘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报以一种默认乃至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战争机器所消耗的钢铁,半数以上进口自美国,而石油则70%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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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949年100法币购买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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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以“大经济”“大格局”为切入点,通过公开信息来研判一国未来的走向,完全是做得到的。而且其可靠性远要高于纠结于诸如“民族性格”或是某个政治人物一时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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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对华的经济战就已经展开。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的对华经济战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就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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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后期发行的大面额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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