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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对其内部而言，政治仍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现代化、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由底层来埋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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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时期，中国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很可能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捺不住的野心。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人。正是这个缘故，使得恼羞成怒的日本上层发动了“七七事变”，由此开启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而基于同样的缘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报以一种默认乃至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战争机器所消耗的钢铁，半数以上进口自美国，而石油则70%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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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949年100法币购买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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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以“大经济”“大格局”为切入点，通过公开信息来研判一国未来的走向，完全是做得到的。而且其可靠性远要高于纠结于诸如“民族性格”或是某个政治人物一时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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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对华的经济战就已经展开。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的对华经济战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就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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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后期发行的大面额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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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币点烟的美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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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后不久，这两家日本“企业”就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国民族企业进行挤压。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运作的企业。很快，大批中资和西方资本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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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已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此外日本各纺织会社积极在津建立新纱厂，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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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还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法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棉、布、粮、煤等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从而使根据地出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的局面，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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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你根本就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来，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他们对经济运行的掌控力度很大。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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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是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不再“按规矩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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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十四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如果要想顺利打下去，那么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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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图看懂世界格局 [:17029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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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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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最大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仅限于杀敌，而是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个“命门”。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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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所在：不是消灭了多少敌人，也不是打了多少场正面决战，而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投入2亿、回报不过2000万的局面。无论有没有大战役，无论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是大是小。在这种极不平衡的战争支出下，长期来说，日本人肯定是耗不起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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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前面提及的“势”。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岳武穆”之类华丽的东西，无非三句话而已：“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这里面没有任何道德的说教。这是不是表明老百姓觉悟低呢？当然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站在道德的高度要求别人无条件地为一个虚无的概念牺牲。所谓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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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先打鬼子，而是先解决当地的民生问题。什么是民生问题呢？最基础的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我们现在看不是什么大事，可在当时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命运的大事。绝大多数老百姓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往往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得往往就是整个家庭；识字。民国时期农村地区老百姓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了，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在县城、村口贴一张告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之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因此才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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