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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后期发行的大面额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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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币点烟的美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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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后不久,这两家日本“企业”就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国民族企业进行挤压。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运作的企业。很快,大批中资和西方资本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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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已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此外日本各纺织会社积极在津建立新纱厂,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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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还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法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棉、布、粮、煤等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从而使根据地出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的局面,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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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你根本就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来,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他们对经济运行的掌控力度很大。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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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是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不再“按规矩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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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十四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如果要想顺利打下去,那么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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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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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最大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仅限于杀敌,而是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个“命门”。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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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所在:不是消灭了多少敌人,也不是打了多少场正面决战,而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投入2亿、回报不过2000万的局面。无论有没有大战役,无论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是大是小。在这种极不平衡的战争支出下,长期来说,日本人肯定是耗不起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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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前面提及的“势”。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岳武穆”之类华丽的东西,无非三句话而已:“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这里面没有任何道德的说教。这是不是表明老百姓觉悟低呢?当然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站在道德的高度要求别人无条件地为一个虚无的概念牺牲。所谓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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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先打鬼子,而是先解决当地的民生问题。什么是民生问题呢?最基础的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我们现在看不是什么大事,可在当时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命运的大事。绝大多数老百姓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往往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得往往就是整个家庭;识字。民国时期农村地区老百姓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了,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在县城、村口贴一张告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之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因此才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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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一支支工作队的坚持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八路军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那么这个人显然无法存活,因为他没法完成机体的新陈代谢,而当时的日军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最初,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想在冀中平原的传统产棉区进一步扩大棉花种植,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地方的棉花种植面积不升反降,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由此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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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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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使得日军的前进基地始终无法前推,在加剧消耗的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否则,很难想象如果日军在后方形成以战养战、越打越强的局面,正面战场会面对怎样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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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中共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做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种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日伪手中,致使根据地通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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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错误很快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地发明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粮食、棉布、花生等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来自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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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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