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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提出非法化战争思想时，他写信给朋友约翰·杜威。许多人认为杜威是那个时代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莱文森完善这一思想时，杜威鼓励并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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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T.肖特维尔（站在右边第二位）和一群一战后陪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参加巴黎和会的专家们。他分享了莱文森的非法化战争梦想。但肖特维尔辩称，如果没有强制执行，它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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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简·亚当斯领导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公众集会，其中许多集会与莱文森的美国促进战争非法化委员会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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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日，肖特维尔在柏林发表关于非法化战争的演讲。这次讲座让德国法学教授卡尔·施米特（不在照片中）感到不安。他担心这些想法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演讲结束后不久，肖特维尔前往法国，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启动了让施米特忧心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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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白里安（左）成为第一位建议各国缔结非法化战争条约的外国领导人，尽管他最初的建议对象只是美国。当条约文本在所有国家传递审阅时，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右）说服了德国内阁签署该条约。尽管他不是和平主义者，但他确信，贸易才是恢复德国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途径，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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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27日，法国外交部“时钟厅”内，白里安在《非战公约》签署之前发表讲话。为拍摄仪式而设置的炽热灯光把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烤箱。参加仪式的政要们用手绢擦了一个小时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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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仪式前，白里安、美国驻法国大使迈伦·T.赫里克（Myron T.Herrick）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在法国外交部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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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也被称为《和平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只有两项实质性条款。关键条款非常简短，可以写在一张明信片上。于是，为了宣传该公约，制作了成千上万张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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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25日，白宫庆祝《非战公约》生效的第二天，凯洛格（左）和史汀生（右）离开美国国务院。尽管凯洛格竭尽全力阻止莱文森因《非战公约》获得任何荣誉，并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与他竞争，但莱文森的耶鲁大学同学史汀生还是邀请他参加仪式。史汀生在考虑如何执行该公约时，也从莱文森的工作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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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24日，在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的注视下，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Katsuji Debuchi）签署了《非战公约》。仅仅两年多之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这是对该条约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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