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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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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27日，人群聚集在法国外交部（Quai d’Orsay）[1]之外，围观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到来。围观者站在任何可供下脚的地方：人行道上、出租车上、卡车上、塞纳河的护栏上。有些人为了看得更真切些，干脆爬上了路灯杆，以致警方不得不动用额外的警力驱赶他们。政要和新闻记者强行穿过人群，向引座员递上黄色的邀请函，上面印着当天的日期并写着“《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2]签署仪式（Signature du pacte generale renonciation a la guerr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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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座员把客人们领进了宏伟的时钟厅（Salle de l’Horloge），它位于法国外交部这座巨大建筑物的深处。大厅里，巨大的吊灯悬挂在闪耀着金光的天花板上，血红色的窗帘将世界隔在了外面。四个彩色的旋涡装饰被固定在雕刻精美的嵌线上，它们代表着“四大洲”。整个大厅的设计似乎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世界法则在这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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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几代人的时间内，世界法则确实是在这里制定的。为了使国际贸易和科学研究顺利进行，1875年，国际社会在这个 奢华的大厅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度量标准体系。[4]1920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它是为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创设的。[5]仅仅十年前，同样是在这里，战胜国向战败的德国规定了和平条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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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时钟厅外天气温和宜人，但是厅内却酷热难耐。为拍摄签约仪式而架设的弧形灯散发出炽热的光线，把时钟厅变成了一个烤箱，烘烤着衣冠楚楚的政要们。列队行进仪式下午3时零1分准时开始。携带中世纪长戟的瑞士警卫带领使者们进入大厅。正当客人起身时，摄影师用不同语言开始大喊：“坐下！坐下！”原来他们挡住了镜头。尽管他们对摄影师的冒失行为感到震惊，但还是听从安排回到了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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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仪式由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主持。白里安看上去不像一个政治家。他既不身材高大，也不引人注目；他脸色灰白，长长的胡须垂下来，遮住了大部分脸庞，并且，他常常显得极为严肃古板。然而，白里安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外交官，他不知疲倦地捍卫着法国的国家利益。自从德国战败后，他耗费十年时间，努力周旋，致力于让法国避免再次卷入一场血腥冲突。两年前的1926年，他因促成《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的签订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公约是一套相互关联的协议，设计初衷是防止欧洲各强国相互发动战争。现在，白里安和他的美国同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一道，要把“洛迦诺精神”传播到全世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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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里安起身发言时，摄影师们关掉了明亮的弧形灯，代之以更为柔和的聚光灯照射在他身上。他首先热情感谢位于他左边的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右边的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他宣布，今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和“自私且任意的战争”的终结；从这一刻起，世界各国不再将战争视为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由于剥夺了战争的“合法性”，该条约将打击“邪恶的根源”。[8]此时，大厅里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泪水从凯洛格的脸颊滑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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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灯重新亮起。由于光线太强而出现视觉盲区，白里安要求关掉它们，但摄影师没听他的吩咐。白里安转身向施特雷泽曼鞠躬致意，后者起身走向条约文本放置处。施特雷泽曼头上和脖子上沁出亮晶晶的汗珠，他在一张放着羊皮纸文件的小桌前坐下，拿起一支约20厘米的金笔。这支笔是勒阿弗尔市（Le Havre）最近赠送给凯洛格的礼物。这支笔装饰着月桂花环，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Si vis pacem，para pacem（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要为和平做准备）。”这句话改编自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要为战争做准备”，这句格言通常被认为是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Vegetius）所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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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签字的是凯洛格。由于金笔比较笨重，无法顺利地使用，他恼怒地作了个苦相，然后用力地晃动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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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洛格之后，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海曼斯（Paul Hymans）和白里安分别代表比利时和法国签署该条约。然后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库申登勋爵（Lord Cushendun）代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签署了条约。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澳大利亚、爱尔兰自由邦、印度、意大利、日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权代表紧随其后签署了条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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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仪式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下午3时57分，一名瑞士警卫把他的长戟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摄像机也停止了转动。至此，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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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也知道，当天签署的《非战公约》未能终结战争。声势浩大的宣告仪式结束后仅仅三年，日本就侵略了中国；日本侵华之后四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再后四年，德国入侵波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结果是，除了爱尔兰，当年齐聚巴黎宣布放弃战争的国家都处于战争之中。随之而来的灾难比之前发生的灾难更具破坏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倍，达到了难以想象的7000万人[11]，是过去1000多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冲突。[12]《非战公约》也没有阻止朝鲜战争、阿以冲突、印巴战争、越南战争、南斯拉夫的分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反恐战争”或者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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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非战公约》是历史上批准国家最多的条约，有63个国家加入。[13]然而，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它，大多数历史学家也忽略了它。无论是《企鹅世界史》（The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还是牛津大学《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甚至都没提过它，尽管二者篇幅都超过了1200页。[14]当人们提及《非战公约》［在美国被称为《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时，它通常被视为严肃的国际事务中一个令人尴尬的失误，一个永远不应该被重复的天真实验并遭到否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嘲笑非法化战争的努力“像空中楼阁一样充满诱惑力”（“as irresistible as it was meaningless.”）。[15]冷战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形容它是“幼稚的，十足的幼稚”。[16]在另一本优秀著作《地狱归来》（To Hell and Back）中，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将《非战公约》描述为“异常空洞”。[17]外交官肯尼思·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判定它是“一个笑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詹姆斯·M. 林赛（James M. Lindsay）称之为“国际飞吻”（the international equivalent of an air kis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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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比利时电影制片人亨利·斯托克（Henri Storck）对《非战公约》的控诉最为铿锵有力。1932年，斯托克利用《非战公约》签署仪式的镜头，将其与1928年以来的相关新闻场景拼接起来。这些场景有英国“无畏”舰发射巨大炮弹的片段，德国军官头戴钉盔（那是他们的标志性尖头盔）阅兵，以及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挑衅性地挥舞着拳头，等等。电影没有故事叙述，但它表达的信息很明确：时钟厅里的庄严仪式是纯粹的政治演出；大国根本无意废弃战争，相反，它们正忙于扩军备战。法国政府对这部讽刺作品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在电影发行之前对其进行了审查。这部影片仅在1959年上映，当时，为了强调废弃战争的行动本质上是一出闹剧，斯托克特意为其配了进行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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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并没有像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和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那样受到谴责，人们常常指责后两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之一。因为没有人真正在意它，所以人们也就不会去责难或者斥责它。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20]来赞扬该条约时，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al Drezner）评论说：“这可能是我看到的专栏文章中第一次正面提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我这么说并非刻薄——我确实没有见过对该条约的积极评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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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非战公约》确实应该被正面评价。坦率地说，《非战公约》并没有造就世界和平。然而，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从根本上使得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它没有终结国家间的战争，但它标志着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并且，它带来了国际秩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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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创造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些强烈主张无疑会引发怀疑论。毕竟，甚至就在我们写下这些话时，世界很多地方正被卷入残忍的、毁灭性的冲突。叙利亚正处在血腥的内战当中，这场内战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土耳其正陷入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战争；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者正在支持东乌克兰的东部民间武装；“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的影响从伊拉克扩散至叙利亚，现在也控制了利比亚相当面积的国土；尼日利亚政府正与“博科圣地”（Boko Haram）恐怖集团战斗。上述冲突导致的伤亡人数令人感到恐怖。2015年，死亡人数超过1万的武装冲突有3起，分别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些人员死亡均与战斗有关。仅在叙利亚，一年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万。此外，爆发在三个不同大陆的另外6场冲突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这些冲突分布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南苏丹和索马里，亚洲的巴基斯坦和也门，以及欧洲的乌克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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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非战公约》持怀疑态度的主要依据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该条约不起作用，而是认为其不能起作用，以及认为在权力政治世界中，非法化战争的努力是在完成一项愚蠢的使命。那种认为通过宣布战争不合法就可以终结战争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荒谬和天真的而遭到人们拒绝。正如美国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所指出的，“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宣布废弃战争，本质上是荒唐的”。[23]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不需要和平协定来防止它们开战，而一纸协定也无法阻止好战者通过战争去攫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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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种质疑具有合理性，但它却错了？本书给出了解释。如今看来，非法化战争对我们来说似乎不过是徒增荒谬而已，因为我们的世界早就宣布战争非法了，除了防御功能外，很难想象战争还有其他合法的功能。今天，战争被认为是对文明政治的背离。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1928年之前，所有国家接受的是与之相反的观念：战争并非对文明政治的背离，它就是文明政治。各国甚至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战争，国家该如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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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签署国试图通过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来终止国家间战争。但它们宣告废弃战争的行为只是一个变革的开端，而不是最终目标。与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有诸多相似之处，《非战公约》也表明了与过去的决裂。它同时也是对创建一个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的承诺，只不过这个新秩序彼时尚未形成。正如《独立宣言》的承诺经历了革命战争、美国第一部宪法［被称为《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废除和1789年第二部宪法的重新修订才得以实现一样，《非战公约》的承诺变成现实也经历了20年的斗争，包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的解散以及联合国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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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实变成了现实。借鉴大量的统计和历史研究，我们将会表明《非战公约》并非以令人欣赏的方式获得成功，因为它并非像齐聚巴黎的代表们可能期望的那样起到立竿见影和精准无误的效果，其成功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的证据不仅会揭示最致命的冲突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会揭示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非战公约》的目的是结束国家间战争，在这方面，事实证明它非常成功。然而，它的确没有终止所有的武装冲突。自相矛盾的是，由于《非战公约》将战争从国家合法政策工具中剥离并增强了国家的主权，它极有可能使一些冲突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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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宣布战争非法。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通过禁止各国利用战争解决争端，它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形成了现代全球秩序。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日益广泛且深远，《非战公约》重塑了世界地图，促进了人权革命，使经济制裁成为法律实施的工具，并导致国际组织数量激增——现如今，这些国际组织规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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