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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签字的是凯洛格。由于金笔比较笨重，无法顺利地使用，他恼怒地作了个苦相，然后用力地晃动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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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洛格之后，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海曼斯（Paul Hymans）和白里安分别代表比利时和法国签署该条约。然后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库申登勋爵（Lord Cushendun）代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签署了条约。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澳大利亚、爱尔兰自由邦、印度、意大利、日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权代表紧随其后签署了条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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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仪式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下午3时57分，一名瑞士警卫把他的长戟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摄像机也停止了转动。至此，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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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也知道，当天签署的《非战公约》未能终结战争。声势浩大的宣告仪式结束后仅仅三年，日本就侵略了中国；日本侵华之后四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再后四年，德国入侵波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结果是，除了爱尔兰，当年齐聚巴黎宣布放弃战争的国家都处于战争之中。随之而来的灾难比之前发生的灾难更具破坏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倍，达到了难以想象的7000万人[11]，是过去1000多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冲突。[12]《非战公约》也没有阻止朝鲜战争、阿以冲突、印巴战争、越南战争、南斯拉夫的分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反恐战争”或者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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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非战公约》是历史上批准国家最多的条约，有63个国家加入。[13]然而，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它，大多数历史学家也忽略了它。无论是《企鹅世界史》（The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还是牛津大学《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甚至都没提过它，尽管二者篇幅都超过了1200页。[14]当人们提及《非战公约》［在美国被称为《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时，它通常被视为严肃的国际事务中一个令人尴尬的失误，一个永远不应该被重复的天真实验并遭到否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嘲笑非法化战争的努力“像空中楼阁一样充满诱惑力”（“as irresistible as it was meaningless.”）。[15]冷战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形容它是“幼稚的，十足的幼稚”。[16]在另一本优秀著作《地狱归来》（To Hell and Back）中，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将《非战公约》描述为“异常空洞”。[17]外交官肯尼思·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判定它是“一个笑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詹姆斯·M. 林赛（James M. Lindsay）称之为“国际飞吻”（the international equivalent of an air kis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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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比利时电影制片人亨利·斯托克（Henri Storck）对《非战公约》的控诉最为铿锵有力。1932年，斯托克利用《非战公约》签署仪式的镜头，将其与1928年以来的相关新闻场景拼接起来。这些场景有英国“无畏”舰发射巨大炮弹的片段，德国军官头戴钉盔（那是他们的标志性尖头盔）阅兵，以及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挑衅性地挥舞着拳头，等等。电影没有故事叙述，但它表达的信息很明确：时钟厅里的庄严仪式是纯粹的政治演出；大国根本无意废弃战争，相反，它们正忙于扩军备战。法国政府对这部讽刺作品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在电影发行之前对其进行了审查。这部影片仅在1959年上映，当时，为了强调废弃战争的行动本质上是一出闹剧，斯托克特意为其配了进行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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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并没有像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和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那样受到谴责，人们常常指责后两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之一。因为没有人真正在意它，所以人们也就不会去责难或者斥责它。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20]来赞扬该条约时，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al Drezner）评论说：“这可能是我看到的专栏文章中第一次正面提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我这么说并非刻薄——我确实没有见过对该条约的积极评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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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非战公约》确实应该被正面评价。坦率地说，《非战公约》并没有造就世界和平。然而，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从根本上使得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它没有终结国家间的战争，但它标志着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并且，它带来了国际秩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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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创造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些强烈主张无疑会引发怀疑论。毕竟，甚至就在我们写下这些话时，世界很多地方正被卷入残忍的、毁灭性的冲突。叙利亚正处在血腥的内战当中，这场内战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土耳其正陷入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战争；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者正在支持东乌克兰的东部民间武装；“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的影响从伊拉克扩散至叙利亚，现在也控制了利比亚相当面积的国土；尼日利亚政府正与“博科圣地”（Boko Haram）恐怖集团战斗。上述冲突导致的伤亡人数令人感到恐怖。2015年，死亡人数超过1万的武装冲突有3起，分别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些人员死亡均与战斗有关。仅在叙利亚，一年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万。此外，爆发在三个不同大陆的另外6场冲突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这些冲突分布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南苏丹和索马里，亚洲的巴基斯坦和也门，以及欧洲的乌克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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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非战公约》持怀疑态度的主要依据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该条约不起作用，而是认为其不能起作用，以及认为在权力政治世界中，非法化战争的努力是在完成一项愚蠢的使命。那种认为通过宣布战争不合法就可以终结战争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荒谬和天真的而遭到人们拒绝。正如美国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所指出的，“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宣布废弃战争，本质上是荒唐的”。[23]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不需要和平协定来防止它们开战，而一纸协定也无法阻止好战者通过战争去攫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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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种质疑具有合理性，但它却错了？本书给出了解释。如今看来，非法化战争对我们来说似乎不过是徒增荒谬而已，因为我们的世界早就宣布战争非法了，除了防御功能外，很难想象战争还有其他合法的功能。今天，战争被认为是对文明政治的背离。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1928年之前，所有国家接受的是与之相反的观念：战争并非对文明政治的背离，它就是文明政治。各国甚至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战争，国家该如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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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签署国试图通过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来终止国家间战争。但它们宣告废弃战争的行为只是一个变革的开端，而不是最终目标。与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有诸多相似之处，《非战公约》也表明了与过去的决裂。它同时也是对创建一个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的承诺，只不过这个新秩序彼时尚未形成。正如《独立宣言》的承诺经历了革命战争、美国第一部宪法［被称为《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废除和1789年第二部宪法的重新修订才得以实现一样，《非战公约》的承诺变成现实也经历了20年的斗争，包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的解散以及联合国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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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实变成了现实。借鉴大量的统计和历史研究，我们将会表明《非战公约》并非以令人欣赏的方式获得成功，因为它并非像齐聚巴黎的代表们可能期望的那样起到立竿见影和精准无误的效果，其成功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的证据不仅会揭示最致命的冲突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会揭示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非战公约》的目的是结束国家间战争，在这方面，事实证明它非常成功。然而，它的确没有终止所有的武装冲突。自相矛盾的是，由于《非战公约》将战争从国家合法政策工具中剥离并增强了国家的主权，它极有可能使一些冲突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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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宣布战争非法。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通过禁止各国利用战争解决争端，它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形成了现代全球秩序。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日益广泛且深远，《非战公约》重塑了世界地图，促进了人权革命，使经济制裁成为法律实施的工具，并导致国际组织数量激增——现如今，这些国际组织规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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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还原现已被遗忘的、1928年之前的世界作为开端。我们称这一阶段的世界为“旧世界秩序”，它指的是欧洲国家在17世纪采用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强加于全球其他地区的法律制度。它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国际法”的基础。定义旧世界秩序的规则是通过权宜之计（improvisation）和文化互渗的渐进过程非正式地逐步完成的。但是，尽管这些规则是通过习惯而非条约制定发展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约束力就小。事实上，人们认为旧世界秩序的规则具有强制性，主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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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秩序的规则与今天的规则截然不同。旧世界秩序首先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被定义，即战争是纠正错误的合法手段。生活在旧世界秩序的人们会发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战争论》（On War）中的格言具有无可争辩的准确性：战争无非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24]诉诸武力并不表示该体系失灵：这正是该体系的运行方式。旧世界秩序认为战争是实现正义的工具，承认强权即公理（Might wa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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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旧世界秩序不仅仅许可战争，确切地说，它依靠战争并回报战争。所有国家都有征服的权利：任何国家只要声称它遭受另一国不公正对待，并且其赔偿要求被对方忽视，就可以使用武力进行报复并获取领土作为补偿。征服国因而成为新获领土的统治者：它拥有所有公共财产并拥有合法权威来统治其国民。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边界都见证了一些此类战争——包括美国的边界。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以及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已不再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因为墨西哥未能偿还债务，美国在1846年对其发动了一场战争，获取了上述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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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不仅拥有发起战争以补偿被不公正对待的合法权利，还可为同样目的发起战争威胁。19世纪，日本拒绝与美国进行贸易，违反了其参与全球贸易的义务，美国派遣马修·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一支舰队前往日本，提出要与其签订一份“友好条约”。佩里毫不怀疑，如果日本拒不签订条约，那么替代友谊的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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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秩序还为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授予豁免权，实际上，这就是授权他们大规模杀人。如果一个普通人在战争之外杀了另一个人，那是一种凶残的罪行。如果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杀死数千人，那不仅合法而且光荣。在那时，发动战争必然地免受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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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战争合法的时期，中立国被禁止对交战国实施经济制裁。中立国如果在战争中偏袒某一方，就可能会受到惩罚，即使它从未开过一枪。因此，如果中立国与交战一方进行贸易，但拒绝与其对手进行贸易（或以不利的条件进行贸易），则违反了其中立义务并可能受到报复性攻击。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如果美国与英国进行贸易，但拒绝与德国进行贸易，那它就违反了中立义务，德国将有权对其进行打击。正因如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呼吁美国人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公正”。1916年，他以“他让我们摆脱了战争”的口号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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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是天真的，但并非出于大多数人所想的原因。非法化战争确实奏效。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的效果太好了。《非战公约》的问题在于它纯粹是破坏性的。通过非法化战争，各国放弃了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它们破坏了现存体系，这个体系允许国家使用武力纠正错误，但它们并没有建立新的体系取而代之。这部分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机构——国际联盟——似乎做好了解决争端的准备。但是，国际联盟是建立在旧世界秩序的原则之上的，它也要依靠战争和战争威胁来纠正错误并执行规则。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战争被宣布为非法的世界里，国际联盟的执行机制却基于一项各国不愿意行使的权利，即发动战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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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日本人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时，国际联盟便瘫痪了。毕竟，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刚刚宣布了放弃战争。对战争的禁止当然不能用战争来强制执行。但如果不用战争，那又要用什么来禁止战争？毕竟，旧世界秩序下经济制裁是非法的，只有战争才是合法的。现在，既然战争是非法的，那么经济制裁可能会成为惩罚国家的合法工具吗？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迅速陷入灾难之后，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们竭力回答这些问题，想要填补战争被非法化后留下的手段真空。就如何应对非法行为——如果不通过战争的话，他们未能达成共识，这造成了思想混乱和政策瘫痪，从而失去了对日益增加的轴心国威胁采取协调一致且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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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彻底非法化战争为前提的世界秩序——我们称之为“新世界秩序”——终于出现了。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新世界秩序是对旧世界秩序的逆反。旧世界秩序有着管理征服、刑事责任、炮舰外交和中立的规则。新世界秩序也有这些规则，但它们正好相反。在新世界秩序中，侵略战争是非法的。而且由于侵略战争是非法的，国家不再有权征服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一宗严重的罪行；炮舰外交不再合法；经济制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国际法执行的标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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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秩序不仅仅意味着有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各国实际上也服从这些法律条文。当然有一些违法行为。但是，《非战公约》签订前后的世界的差异极其巨大。事实上，我们将表明，1928年以后，一个国家遭受征服的可能性从每几十年一次下降到每千年一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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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据并不仅仅表明国际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辅以历史证据，这些数据还使我们得出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结论：早在1928年，各国相互联系的方式就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进程是《非战公约》启动的。当然，《非战公约》并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唯一因素。《非战公约》废除了旧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但并没有用一套新的机制取而代之。因此，若要成功地变革国际法律秩序并改变国家行为，仅仅依靠《非战公约》是不够的。但是，《非战公约》非法化战争是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的——触发因素，它引发了一系列将导致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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