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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非战公约》确实应该被正面评价。坦率地说，《非战公约》并没有造就世界和平。然而，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从根本上使得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它没有终结国家间的战争，但它标志着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并且，它带来了国际秩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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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战争终结的开始？”“创造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些强烈主张无疑会引发怀疑论。毕竟，甚至就在我们写下这些话时，世界很多地方正被卷入残忍的、毁灭性的冲突。叙利亚正处在血腥的内战当中，这场内战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土耳其正陷入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战争；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者正在支持东乌克兰的东部民间武装；“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的影响从伊拉克扩散至叙利亚，现在也控制了利比亚相当面积的国土；尼日利亚政府正与“博科圣地”（Boko Haram）恐怖集团战斗。上述冲突导致的伤亡人数令人感到恐怖。2015年，死亡人数超过1万的武装冲突有3起，分别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些人员死亡均与战斗有关。仅在叙利亚，一年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万。此外，爆发在三个不同大陆的另外6场冲突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这些冲突分布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南苏丹和索马里，亚洲的巴基斯坦和也门，以及欧洲的乌克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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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非战公约》持怀疑态度的主要依据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该条约不起作用，而是认为其不能起作用，以及认为在权力政治世界中，非法化战争的努力是在完成一项愚蠢的使命。那种认为通过宣布战争不合法就可以终结战争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荒谬和天真的而遭到人们拒绝。正如美国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所指出的，“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宣布废弃战争，本质上是荒唐的”。[23]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不需要和平协定来防止它们开战，而一纸协定也无法阻止好战者通过战争去攫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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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种质疑具有合理性，但它却错了？本书给出了解释。如今看来，非法化战争对我们来说似乎不过是徒增荒谬而已，因为我们的世界早就宣布战争非法了，除了防御功能外，很难想象战争还有其他合法的功能。今天，战争被认为是对文明政治的背离。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1928年之前，所有国家接受的是与之相反的观念：战争并非对文明政治的背离，它就是文明政治。各国甚至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战争，国家该如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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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签署国试图通过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来终止国家间战争。但它们宣告废弃战争的行为只是一个变革的开端，而不是最终目标。与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有诸多相似之处，《非战公约》也表明了与过去的决裂。它同时也是对创建一个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的承诺，只不过这个新秩序彼时尚未形成。正如《独立宣言》的承诺经历了革命战争、美国第一部宪法［被称为《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废除和1789年第二部宪法的重新修订才得以实现一样，《非战公约》的承诺变成现实也经历了20年的斗争，包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的解散以及联合国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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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实变成了现实。借鉴大量的统计和历史研究，我们将会表明《非战公约》并非以令人欣赏的方式获得成功，因为它并非像齐聚巴黎的代表们可能期望的那样起到立竿见影和精准无误的效果，其成功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的证据不仅会揭示最致命的冲突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会揭示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非战公约》的目的是结束国家间战争，在这方面，事实证明它非常成功。然而，它的确没有终止所有的武装冲突。自相矛盾的是，由于《非战公约》将战争从国家合法政策工具中剥离并增强了国家的主权，它极有可能使一些冲突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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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宣布战争非法。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通过禁止各国利用战争解决争端，它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形成了现代全球秩序。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日益广泛且深远，《非战公约》重塑了世界地图，促进了人权革命，使经济制裁成为法律实施的工具，并导致国际组织数量激增——现如今，这些国际组织规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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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还原现已被遗忘的、1928年之前的世界作为开端。我们称这一阶段的世界为“旧世界秩序”，它指的是欧洲国家在17世纪采用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强加于全球其他地区的法律制度。它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国际法”的基础。定义旧世界秩序的规则是通过权宜之计（improvisation）和文化互渗的渐进过程非正式地逐步完成的。但是，尽管这些规则是通过习惯而非条约制定发展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约束力就小。事实上，人们认为旧世界秩序的规则具有强制性，主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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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秩序的规则与今天的规则截然不同。旧世界秩序首先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被定义，即战争是纠正错误的合法手段。生活在旧世界秩序的人们会发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战争论》（On War）中的格言具有无可争辩的准确性：战争无非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24]诉诸武力并不表示该体系失灵：这正是该体系的运行方式。旧世界秩序认为战争是实现正义的工具，承认强权即公理（Might wa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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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旧世界秩序不仅仅许可战争，确切地说，它依靠战争并回报战争。所有国家都有征服的权利：任何国家只要声称它遭受另一国不公正对待，并且其赔偿要求被对方忽视，就可以使用武力进行报复并获取领土作为补偿。征服国因而成为新获领土的统治者：它拥有所有公共财产并拥有合法权威来统治其国民。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边界都见证了一些此类战争——包括美国的边界。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以及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已不再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因为墨西哥未能偿还债务，美国在1846年对其发动了一场战争，获取了上述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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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不仅拥有发起战争以补偿被不公正对待的合法权利，还可为同样目的发起战争威胁。19世纪，日本拒绝与美国进行贸易，违反了其参与全球贸易的义务，美国派遣马修·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一支舰队前往日本，提出要与其签订一份“友好条约”。佩里毫不怀疑，如果日本拒不签订条约，那么替代友谊的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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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秩序还为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授予豁免权，实际上，这就是授权他们大规模杀人。如果一个普通人在战争之外杀了另一个人，那是一种凶残的罪行。如果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杀死数千人，那不仅合法而且光荣。在那时，发动战争必然地免受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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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战争合法的时期，中立国被禁止对交战国实施经济制裁。中立国如果在战争中偏袒某一方，就可能会受到惩罚，即使它从未开过一枪。因此，如果中立国与交战一方进行贸易，但拒绝与其对手进行贸易（或以不利的条件进行贸易），则违反了其中立义务并可能受到报复性攻击。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如果美国与英国进行贸易，但拒绝与德国进行贸易，那它就违反了中立义务，德国将有权对其进行打击。正因如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呼吁美国人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公正”。1916年，他以“他让我们摆脱了战争”的口号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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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是天真的，但并非出于大多数人所想的原因。非法化战争确实奏效。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的效果太好了。《非战公约》的问题在于它纯粹是破坏性的。通过非法化战争，各国放弃了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它们破坏了现存体系，这个体系允许国家使用武力纠正错误，但它们并没有建立新的体系取而代之。这部分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机构——国际联盟——似乎做好了解决争端的准备。但是，国际联盟是建立在旧世界秩序的原则之上的，它也要依靠战争和战争威胁来纠正错误并执行规则。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战争被宣布为非法的世界里，国际联盟的执行机制却基于一项各国不愿意行使的权利，即发动战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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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日本人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时，国际联盟便瘫痪了。毕竟，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刚刚宣布了放弃战争。对战争的禁止当然不能用战争来强制执行。但如果不用战争，那又要用什么来禁止战争？毕竟，旧世界秩序下经济制裁是非法的，只有战争才是合法的。现在，既然战争是非法的，那么经济制裁可能会成为惩罚国家的合法工具吗？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迅速陷入灾难之后，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们竭力回答这些问题，想要填补战争被非法化后留下的手段真空。就如何应对非法行为——如果不通过战争的话，他们未能达成共识，这造成了思想混乱和政策瘫痪，从而失去了对日益增加的轴心国威胁采取协调一致且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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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彻底非法化战争为前提的世界秩序——我们称之为“新世界秩序”——终于出现了。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新世界秩序是对旧世界秩序的逆反。旧世界秩序有着管理征服、刑事责任、炮舰外交和中立的规则。新世界秩序也有这些规则，但它们正好相反。在新世界秩序中，侵略战争是非法的。而且由于侵略战争是非法的，国家不再有权征服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一宗严重的罪行；炮舰外交不再合法；经济制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国际法执行的标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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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秩序不仅仅意味着有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各国实际上也服从这些法律条文。当然有一些违法行为。但是，《非战公约》签订前后的世界的差异极其巨大。事实上，我们将表明，1928年以后，一个国家遭受征服的可能性从每几十年一次下降到每千年一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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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据并不仅仅表明国际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辅以历史证据，这些数据还使我们得出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结论：早在1928年，各国相互联系的方式就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进程是《非战公约》启动的。当然，《非战公约》并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唯一因素。《非战公约》废除了旧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但并没有用一套新的机制取而代之。因此，若要成功地变革国际法律秩序并改变国家行为，仅仅依靠《非战公约》是不够的。但是，《非战公约》非法化战争是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的——触发因素，它引发了一系列将导致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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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战争影响了各国的开战时间和开战频率，但也改变了和平时期各国彼此关联的方式。在新世界秩序中，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想要另一个主权国家按其意愿行事，唯一合法的方式是提供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战争作为争端解决的合法机制的终结，导致了贸易合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规模兴起，并推动了数千个国际协议的签订，这些协议包罗万象，从咖啡种植到税收，再到刑法。最新版的《联合国条约汇编》（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有2800多卷，包括数十万份国际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合作而非战争的方式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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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秩序减少了国家间战争，其本身连同上述结果颇有值得庆祝之处。但是，从旧世界秩序向新世界秩序的转变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而且并非所有这些后果都是积极的。在旧世界秩序中，战争是合法的，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运转良好的国家机构，那么它将面临被另一个各项机构运转良好的国家夺去领土的风险。而在新世界秩序中，军事侵略是非法的，这就允许即便弱国也能生存。但弱国能够生存下去的世界也是弱国可能成为失败国家的世界。失败国家往往陷入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并成为叛乱和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新世界秩序促成了国家间战争的减少和领土侵略行为的减少，而这导致了失败国家和内战的相应增加。这也是1928年《非战公约》开启的变革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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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传统上将现代国际秩序称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Westphalian order），它以德国西北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命名。这里曾签署两个和平条约，其中之一结束了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三十年战争是欧洲最血腥的宗教战争，根据大多数学者估计，这场战争杀死了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25]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秩序。在这个体系中，各国有权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其公民；在其地理管辖范围内，它们是主权者，无需向任何外部力量负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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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叙述，而是从比其早40年的荷兰律师和哲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的工作开始。我们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学者们现在承认的那样，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与国际体系无关。它们的目标不是将主权原则强加于欧洲国家。它们的重点是地方性的——重新安排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结构，从而结束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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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从格劳秀斯开始，是因为他通常被认为是“国际法之父”。更重要（也不太为人们所了解）的是，他是卓越的战争哲学家。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体现国际体系本质特征的是它如何规范武装冲突。格劳秀斯最有创造性且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允许国家彼此发起战争以加强其合法权利。换句话说，他是旧世界秩序的开创性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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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旦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待国际体系，就会看到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论它何时受到了侵害，国家也不再被允许用武力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权利。我们将这一转变的根源定位于1928年《非战公约》签署。从这个时间点切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表明，国际体系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转变——从我们所说的旧世界秩序向新世界秩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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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并没有发明旧世界秩序。尽管对旧世界秩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但他也只是在描述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和政治中一直存在着的实践和系统化思想。然而，他过去是且现在依然是旧世界秩序逻辑最明确的倡导者，因此，尽管他的犀利辩解通常会令现代人感到困惑，但这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分析旧世界秩序残酷原理的切入点。正如格劳秀斯所写的那样，旧世界秩序在17世纪的时候已经完全形成了。而且，如果我们是对的，它将于1928年8月27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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