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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战败并在1814年被剥夺法国皇位后，反法同盟国并没有起诉他。他们在《枫丹白露条约》（Treaty of Fontainebleau）中向他提供了慷慨的和平条件。当拿破仑放弃了对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主权时，盟国允许他保留皇帝称号。他们还对他被放逐厄尔巴岛进行了婉转地描述，宣布这个小小的地中海海岛被“拿破仑皇帝陛下选择定居，作为他颐养天年之所”。法国拿出了自己一小块领土把它捐给了拿破仑，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其所有主权和财产都归他所有”。该条约还保证每年给他提供两百万法郎来经营这座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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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兰西皇帝降至厄尔巴岛皇帝，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同样，即使让他统治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似乎也不足以为他屠杀了这么多人赎罪。严格说来，流放并不是惩罚，因为拿破仑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和他的士兵一样，拿破仑拥有杀人许可权。此外，作为一个君主，他有诉诸武力——计划、宣布以及发动战争——的权利。因此，厄尔巴岛不是监狱。它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它被封锁起来与欧洲其他地方隔绝，以防止这个科西嘉传染病的蔓延。一个更准确的类比可能是，它是这个危险的疯子最安全的收容所。对他的敌人来说，拿破仑对鲜血和权力具有永不满足的渴望，因此，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必须将他从文明社会中清除出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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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反法同盟国别无选择，只能给他一个某种形式的主权国家。随着战争的结束，拿破仑不再是战俘，他必须被释放。但是盟国不能让他留在法国，因为他对新近恢复统治的波旁王朝国王构成的威胁太大。他们也无权违背他的意志在国外拘禁他。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给他一个自己的王国，然后禁止他踏上反法同盟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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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5月4日，拿破仑登上厄尔巴岛，由于生性好动，他立刻开始工作。[28]在一边和宠物猴子杰纳玩耍，一边重新布置小皇宫里窗帘的间隙，他改革了小岛的公共管理体系，重新组织了防御体系，铺平了道路，修建了桥梁和灌溉系统。[29]他在波乔村（Poggio）外安装的喷泉两百年后依然能够喷水。拿破仑甚至重建了首都波托佛拉约（Portoferraio）的公共厕所，因为它们气味太难闻了。[30]但他渐渐厌倦了这个小小的公国——他缺乏“厄尔巴空间”（Elba room），英国人后来将其用作双关语——于是起程去了法国。[31]他在戛纳登陆，然后行进了一千英里回到巴黎，夺回了王座并召集部队卷土重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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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盟国正在维也纳召开会议，以重建被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破坏的秩序，他们都被拿破仑违反条约的行为震惊了。[33]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称拿破仑是“一个敌人，是世界安宁的扰乱者”。他逃离厄尔巴岛并控制法国，因而违反了《枫丹白露条约》——这是他签署并宣誓维护的一项体面的解决方案，拿破仑·波拿巴“自己剥夺了法律对他的保护”，并“使自己成为公众复仇的对象”。[34]通过将拿破仑列为被剥夺法律保护者，盟军宣布他是一个可以被当场处决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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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他在滑铁卢这场决定性战役中被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和布吕歇尔元帅（Marshal Blucher）击溃，他的生命还是得到了保全。这场战役中有五万人遭到了屠杀。1815年7月8日星期六，上午8点，拿破仑向英国海军上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梅特兰（Frederick Lewis Maitland）投降。[36]他谦逊地摘下双角帽，露出灰色稀疏的头发，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英国人的仁慈：“我登上了你们的船只，把我自己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37]拿破仑希望在英国避难。他本可以安全地前往美国定居。相反，他被发配到了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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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期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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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破仑从英国军舰“诺森伯兰郡号”（Northumberland）的甲板上看到自己新的流放地时，他沉默无语。圣赫勒拿岛是一个环境险恶、坚不可摧的堡垒。岛上凸露的玄武岩形成于远古火山爆发，周围环绕着雄伟的城垛，悬崖峭壁上布满了大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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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能突破岛上的防御，也没有人会试图去营救他。圣赫勒拿岛是世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距离它最近的一块陆地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还在700英里之外。[39]它与欧洲相距4400英里。“诺森伯兰郡号”航行了近三个月才到达圣赫勒拿岛。即使在今天，岛上还没有机场、自动取款机、信用卡结账、无线电话发射塔和高速互联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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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全角度考虑，将拿破仑拘禁在圣赫勒拿岛非常有利。他不仅不可能逃脱，而且这个岛太过偏远，拿破仑会在此默默无闻地委顿下去直到被人们遗忘。但法律方面的担忧也越来越大。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向他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透露，把拿破仑扣押在英国不合适。“我们都坚决地认为，绝对不能把他限制在英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别令人尴尬的法律问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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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去，让英国律师们绞尽脑汁。[42]英国大法官——相当于美国司法部长——艾尔登勋爵（Lord Chancellor Eldon）想不出一个能支持它的法律理论。因为该岛是英国领地，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如果把拿破仑拘禁在英国是非法的，那么将他拘禁在圣赫勒拿岛也是非法的。理论上，英国可以把这个岛送给拿破仑，但这种选择不现实。不像厄尔巴岛在战略上无足轻重，圣赫勒拿极具战略价值，它是英国船只进出印度群岛一个至关重要的补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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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登勋爵想了几种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宣布拿破仑是一名法国叛国者，将他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是作为对叛国的惩罚。然而，这个提议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拿破仑是法国的叛国者，那么应该是由法国来惩罚他，而不是英国。还有拿破仑的公民权问题。根据《枫丹白露条约》，他是独立国家厄尔巴岛的君主。因此，拿破仑不可能是法国的叛国者，而且在法律上，他甚至不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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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建议是将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及其对反法同盟的进攻视作海盗行为。因为海盗行为是一种犯罪，因而盟国有理由惩罚拿破仑。不幸的是，这个提议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尽管海盗可以犯罪，但他们不能发动战争。而英国议会已经承认先前的敌对行动是一场战争，这是为滑铁卢战役提供资金的基础。根据当时的法律，发动战争不是犯罪。既然这样，拿破仑也不会因为发动战争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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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登最可行的建议是声称盟国不是在与法国交战，而是同拿破仑及其同伙交战。因此，英国人只要拒绝与拿破仑讲和，就可以继续把他当作敌人。换句话说，他们可以通过永远保持与他的战争状态，从而无限期地囚禁他。艾尔登对这种方案也不满意。尽管变通方法很巧妙，但正如英国人所说，它聪明过头了。没有人能忘记拿破仑已经投降这一事实。当敌人已经举起了双手，英国怎么还能继续保持与他的战争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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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艾尔登疑虑重重——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疑虑，议会还是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律，授权政府羁押拿破仑。这是一种无力且明显的企图，试图为自己违反国际法进行辩护。“然而，为了维护欧洲安宁和普遍安全，拿破仑·波拿巴应该被拘禁起来，这是必须的。”法令写道，“以这样的限制手段，在英王陛下治下这样的地方将拿破仑·波拿巴拘禁并羁押起来由这样的和这类人来看管，对于英王陛下、他的后嗣和继任者来说，应该且或许是合法的……就英王陛下、他的后嗣和继任者而言，不时这样做似乎是合适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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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能会忍不住原谅英国政府的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是英国自身导致了这个问题。拿破仑之所以能够逃离厄尔巴岛，是因为英国只派了一艘船看守该岛，而且看守人员后来还擅离职守。英国船长对玩忽职守的解释是说他与耳医约好了在意大利见面，尽管他更有可能是去与情妇约会了。[44]将拿破仑放逐到圣赫勒拿岛这件事本来可以轻易避免的：如果拿破仑没有逃离厄尔巴岛，那么后面也就不会有放逐圣赫勒拿岛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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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国际法的违反也有代价。放逐拿破仑的结果是，拿破仑被塑造成了一个殉道者，因而使得波拿巴主义的火种充满了生机活力。拿破仑被流放后几十年，他的侄子和继承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成为法国第一位民选总统。路易-拿破仑还连任了一届，不过这次是通过政变保住了自己的位子。为了向他的叔叔致敬，他在拿破仑一世加冕周年纪念日恢复了帝制，自称“拿破仑三世”（Emperor Napoleon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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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道德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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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的战争中杀人许可理论用在士兵身上可能有一些效力，因为他们本就可以以不知情为借口。他们只是服从命令。但是像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则不能以同样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们是决定发动战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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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主和士兵均适用的战争中杀人许可权，格劳秀斯第一个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的观点始于受害者。格劳秀斯问道，为什么只有正义一方拥有杀人许可权？他回答说，因为他们是正义的一方，他们正试图维护权利，并被允许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纠正不公正。“人们认为，我们有权获得为确保一项权利所必需的那些东西。”[45]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财产，你把它收回来是正当的。如果你不能收回被盗的财产，那么你就有正当理由从盗取你财产的小偷那里拿走与你被盗财产价值相当的财产。[46]如果这个人抗拒，你就可以对其抗拒做出回应。如果冲突升级，你就可使用致命武力来对抗致命武力。“如果不这样我就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格劳秀斯写道，“那么我就可以使用任何程度的暴力来抵抗实施攻击的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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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正义一方确立了杀人许可权利之后，格劳秀斯开始解决更为困难的部分，也就是为非正义一方确立同样的杀人许可权利。一个主权者在宣布一场非正义战争之后，如何才能为自己及其士兵犯下的在道德上骇人听闻的行为获得许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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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格劳秀斯的回答与他对征服权和战利品捕获权的解释如出一辙：战争法必须保护非正义的侵略者，因为那是保护正义方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如果杀人许可权只适用正义方，对于正义方来说，他们会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害怕外人会错误地以为他们是非正义的，从而把他们当作普通的罪犯来对待。将法律保护对象扩大至所有交战方，消除了让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们——那些试图维护自己权利的受害者——感到折磨的不安全感，也避免了这类错误指控可能导致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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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存在一种相对机械的方式来判断一场特定战争是否正义的话，那么对于将来被起诉的恐惧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受害者就会坚信他们的回应行为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允许的。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在合法的战争中，”格劳秀斯写道，“也很难从外部迹象中充分地了解［防御性战争］，或者弥补损失，或者施加惩罚的正义限度在哪里。”[48]再者，局外人对冲突的合法性通常缺乏足够的信息，因此他们无法判断一场战争是否正义，以及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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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正义性的不确定不仅仅是信息问题，它也是一个专业知识的问题。在旧世界秩序中，任何正当的行动理由都是战争的正义理由。战争是在战场上交锋的法律争端，因为它们无法在法庭上得到解决。因此，战争的正义性只能通过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来决定，如王朝继承、遗嘱继承、航行权、债务义务、侵权责任以及条约解释等问题。如果连法庭都难以理解这些问题，战斗人员和旁观者肯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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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格劳秀斯的说法，最安全的解决方案就是全体豁免。因为冲突的局外人无法做到准确地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他们也无法可靠地做到仅起诉那些参加非正义战争的人。一些法庭会起诉一些交战方，其他法庭则可能起诉另一些交战方。对于任何参加过战争的人来说，刑事起诉的不一致性和不可预测性将使得穿越边境变得非常危险。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放过每个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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