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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主义者，但在其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萨尔蒙对国际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尽管他是犹太裔德国移民的儿子和孙子，但他并不太关注欧洲以及欧洲事务。他在法律职业道路上继续成功前行，但1914年以前，他在写给朋友和同事的信中提到美国之外事情的次数屈指可数。[32]他是完美的公司律师——勤奋努力，在压力下保持冷静，讨厌无谓的争斗。他唯一的政治参与是偶尔的竞选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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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抛售面前收市，这是其历史上第三次收市。[33]这一切的毫无意义激怒了莱文森。他抱怨利率攀升，以及威尔逊“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我们征税，就像我们自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样”的决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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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他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看到了德国移民、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与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 Eliot）之间的交锋后，他才决定对此做些什么。希夫将战争归咎于英国，称它“不愿停止对德国的压榨”，而艾略特则认为，德国已经表现出不愿妥协的迹象，这将带来两种可能性，即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帝国，要么彻底垮台”。[35]莱文森判断，如果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谈判技巧让这些顶尖的知识分子赞同一项计划，把欧洲的战争推向终结，那么，或许有“极小的机会取得某种成功”。[36]他开始确信，国际关系与工业关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说服各方采取理性的行动，说服他们不要让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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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自己广博的人脉关系网，成功地与希夫和艾略特见了几次面——恭维和劝导一方之后接着恭维和劝导另一方，让他们克服对彼此的厌恶，并同意会面以找到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对莱文森来说，这么做不仅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还有两个适龄参战的儿子。[38]但局势进展之快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德国军队的军事胜利，加上“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终结了他能促使双方妥协的希望。“‘摧毁卢西塔尼亚号’的鱼雷，”他后来写道，“彻底摧毁了我们的和平计划，而我在这方面的乐观主义态度有待修正。”[39]不到两年后，他的儿子以及美国就在欧洲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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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在希夫和艾略特之间寻找共同点的努力虽然没有结果，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与希夫的通信中，他开始发展一种简单而深刻的思想。“由于法庭彻头彻尾地保护犯罪国家的贪婪侵略，”他在1917年8月写道，“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疾病是战争的合法性和实用性。鉴于我们都承认和认可战争合法，因此从道德上讲，我们都是帮凶。”[40]他总结道：“我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制定战争法，而应该制定反对战争的法律，正如没有谋杀法和投毒法而只有反上述行为的法律一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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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莱文森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写成了一份备忘录在亲密朋友中传阅，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和莱文森早几年通过他们的配偶相识。莱文森的妻子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也是杜威妻子的同学和密友。在杜威和他的妻子去纽约之前，这两对夫妇的关系就已经很密切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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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莱文森一样，杜威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他以务实著称，流露出冷静温和的气质。事实上，这两个人看上去像兄弟俩。两个人都是头发灰白中分，胡须修剪整齐并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和莱文森一样，杜威也很谦逊低调。曾在密歇根大学杜威手下担任讲师的詹姆斯·塔夫茨（James Tufts）说：“就其品格而言，他简单、谦逊，完全没有任何矫情或自我意识，结交了很多朋友，没有树立敌人。”[43]然而，杜威的谦逊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杜威在20世纪早期定义了公共理智主义（public intellectualism）：他创办了一所实验小学，以检验他关于教育改革的想法，并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这份进步杂志创办于1914年）撰写了近200篇文章。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莱文森致力于推翻旧世界秩序的努力中，他将成为莱文森最重要的智力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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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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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的檄文《战争的法律地位》（The Legal Status of War）于1918年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莱文森并没有打算参加公众争论。他把他所谓的“备忘录”发给杜威，请求杜威考虑把这一想法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杜威把这份备忘录转给了他在《新共和》杂志的朋友们。他们以莱文森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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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世界处于和平状态，”文章开头写道，“突然，德国向法国宣战，侵略它的领土，甚至毫不掩饰吞并和奴役其邻居的意图。”[45]他问道：“法律上，会发生什么？”答案是“由于这场战争看起来是一项善意事业，其他国家同样受到中立规则以及国际法规则约束”，从今往后，它将成为一场“合法的战争”。他指出，“主要事实”往往被忽视，即“战争一旦发动，文明世界就把所有的战争置于同一合法层面上，而不考虑它们的起源和目标”。他解释说，即使是国际联盟，“也不打算宣布战争非法；它只是建议完善那些规定，在这些规定下战争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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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是莱文森所说的“非法化战争（outlawing of war）”。[46]他承认，“战争虽然被定为非法，但仍会发生”。但是，他解释说，“它将被贴上犯罪的标签，世界各国的力量将被组织起来对付罪犯”。莱文森用决斗来比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努力通过设置“行为准则”来限制决斗，这些“行为准则”变得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人道”——与规范战争中人道行为的《海牙公约》不同。就像《海牙公约》一样，这些行为准则也假定了决斗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决斗最终被宣布为非法，并且他又解释道：“决斗现在已经绝迹了，因为我们的法律清楚地规定，决斗是谋杀。”因此，应该放弃规范战争的努力，宣布战争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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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非法化战争的想法与当时正在讨论的其他和平计划不同。截至当时，包括裁军建议、国际联盟和其他方案在内的所有和平安排都假定战争具有合法性。它们只是在引导人们如何利用战争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它们的设计者致力于创设制度和激励手段，以促使各国尽可能少地诉诸战争。那些努力争 取和平的人甚至没有想到要质疑战争的合法性。这就需要一个对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有着全新理解的人提出与现行国际体系相关规则直接冲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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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这些思想还停留在《新共和》杂志的页面上，它们就不太可能改变世界。公众需要参与进来。即使这样也不够：如果没有政治人物的鼓吹和号召，新构想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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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化战争从一个想法到一个运动，再到一个计划，最终到一个条约的演变，始于宾夕法尼亚州资历尚浅的参议员菲兰德·C.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打给莱文森的一个电话。还在各国就成立国际联盟进行谈判期间，这两个人就都公开表示支持联盟。莱文森是如此积极，甚至在芝加哥举行了大规模集会，竭力争取民众的支持。[47]但当他看到威尔逊谈判的《国际联盟盟约》文本时，他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就消失殆尽了。诺克斯也感到沮丧。在盟约文本公开之后的第二天，他邀请莱文森到纽约去讨论非法化战争的新思想。两人在二月连续三天会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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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打败国际联盟。[49]莱文森习惯给自己写许多没有注明日期的备忘录，在其中一份（可能是一篇文章或信件的草稿）中，他把国际联盟比作陈旧的中世纪的卫生习惯，以此解释自己对它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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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听说一个人引用了一本关于中世纪卫生情况的书中的内容，大意是在浴盆发明之前，人们大量使用香水，而当浴盆被发明后，人们就不怎么用香水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的国际问题专家们都热衷于卖香水了。他们想要通过稍微抑制一下战争散发的恶臭来消除战争的威胁。不管市场上的香水多么廉价，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接受它，总是沸沸扬扬地事先昭告天下，尤其是如果这种香水是在瑞士某个小镇上装瓶的话。[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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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谈判的《国际联盟盟约》只不过是用来掩盖战争散发的恶臭的香水。非法化战争则是可以清洗污垢的浴盆。“非法化战争意味着通过粉碎战争的法律支 柱并将其定为犯罪，来废除这个现在还是合法的制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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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有更直接的担忧：他和参议院许多共和党同僚担心，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不仅会假定战争的合法性，还会把美国拖入一场战争之中。他们的担心集中在拟议的国联盟约条款上，特别是第10条和第16条，这两条似乎要求各成员国在侵略行为发生时互相提供帮助。[52]时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反对加入一个可能将美国拖入“其他国家内部不管什么性质的冲突”的组织。[53]洛奇曾提议有保留地采纳《国际联盟盟约》，即必须澄清，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参加战争。[54]威尔逊认为这项提议企图破坏他精心起草的协议，故而拒绝。他因此失去了洛奇的支持，同时可能失去了获得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的所有希望，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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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威廉·E.博拉（William E. Borah）也加入了莱文森、诺克斯和洛奇的阵营。博拉被称为“完美的孤立主义者”[56]，他领导了参议院“势不两立”（“Irreconcilables”）运动，该运动由一群坚定反对国际联盟的共和党参议员组成。[57]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骑马，所以他的对手开玩笑说，他是如此叛逆，但让人吃惊的是，骑马的时候他居然会和马保持在一个方向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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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他被公认为参议院伟大的演说家之一，在担任刑事律师和特别检察官期间，磨炼了宣传鼓动技巧。《凡尔赛条约》——现在大家知道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创建了国际联盟——投票当天，他站出来发言，强调了要求成员国使用武力来执行联盟的决定所造成的危险。博拉怒吼道：“你不可能把一个以自由为基本准则的政府与一个以武力为首要准则的政府强行联合起来，并希望维护前者。”“你们可能还会像其他人过去所做的那样，仍然在用表象和符号欺骗自己，但当你们将这个共和国托付给一个基于武力的世界控制计划时，”他警告说，“你们会很快摧毁 自由的氛围和大众自治能力的自信，而只有这种自由和自信，一个民主国家才有可能繁荣昌盛。”[59]这次被一位同时代人评价为“参议院演讲杰作之一”的演讲让洛奇感动得潸然泪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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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吁支持《凡尔赛条约》的演讲中，威尔逊总统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问：“我们敢拒绝它，因而让整个世界伤心吗？”参议院选择了敢于拒绝。[61]投票结果不仅意味着该条约在美国就此作罢，也意味着美国作为该条约最伟大拥护者身份的终结。威尔逊总统耗费了数月时间在欧洲就该条约进行谈判，并在全国各地艰难地团结美国人寻求他们对该项事业的支持。这次失败使他备受打击、遭受病痛折磨且深感孤独。威尔逊无法兑现使上一场战争成为最后一场战争的承诺。他担心，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来防止战争，历史注定会重演。投票结束后不久，威尔逊就中风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在下一任总统竞选中，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采取抨击威尔逊政治议程的策略，这一策略为他赢得了48个州中37个州的支持。威尔逊在卸任后不到三年去世，他的政治遗产已经支离破碎了。[62]在没有加入《凡尔赛条约》的情况下，诺克斯与德国单独缔结了和约。三个月后，诺克斯也去世了。[63]但这是在帮助发起非法化战争计划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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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化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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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联盟的失败，莱文森及其盟友的下一步行动是制订一个基于非法化战争的和平计划。1919年，莱文森和诺克斯合作写了一本题为《非法化战争计划》（Plan to Outlaw War）的小册子，该计划将向国会议员和公众解释何为非法化战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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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该计划之前，诺克斯给博拉看了一份副本。博拉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并且很快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65]博拉不仅对国际联盟深恶痛绝，而且是在参议院投票中反对与德国签订单独和平条约的仅有的两名共和党人之一，他声称这只是一个“被设计用来在未来某个时候把美国拖进国际联盟的工具”。[66]很显然，他不赞成签订一个旨在非法化战争的全球性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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