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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联盟的失败，莱文森及其盟友的下一步行动是制订一个基于非法化战争的和平计划。1919年，莱文森和诺克斯合作写了一本题为《非法化战争计划》（Plan to Outlaw War）的小册子，该计划将向国会议员和公众解释何为非法化战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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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该计划之前，诺克斯给博拉看了一份副本。博拉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并且很快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65]博拉不仅对国际联盟深恶痛绝，而且是在参议院投票中反对与德国签订单独和平条约的仅有的两名共和党人之一，他声称这只是一个“被设计用来在未来某个时候把美国拖进国际联盟的工具”。[66]很显然，他不赞成签订一个旨在非法化战争的全球性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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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博拉知道，他正在赢得一个反对一切的名声，而且是毫无理由地反对一切。他怀有当总统的雄心，并且渴望一个他能支持的和平计划。[67]作为一个机敏的谈判家，莱文森道出了博拉的焦虑和雄心。“尽管你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在给博拉的信中写道，“但人们似乎普遍批评你总是在反对，认为你没有做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事情。”[68]现在，努力推动战争非法化将为他提供一种他可以支持的、积极但不妥协的方式去做建设性的事情。[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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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莱文森的叙述，这三个男人在诺克斯的办公室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仔细研读了莱文森在诺克斯邀请下起草的计划。[70]后来，在1921年的圣诞节，该计划书由新成立的美国促进战争非法化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Outlawry of War，由莱文森主导成立并主要资助）以小册子出版，该委员会呼吁召开一次“所有文明国家”参加的会议以宣布该计划。[71]以下是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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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应予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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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之间的战争应被宣布为一种公罪（public crime），应受国际法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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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争应在法典中定义，对实际或即将发生的攻击的防卫权应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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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通过强制、胁迫或欺诈获得的兼并、勒索或捕获，均为无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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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的朋友约翰·杜威为这一反战宣言写了前言，他解释说，“在集中世界上所有道德力量反对现代战争这种最为令人憎恶的东西”方面，非法化战争计划做得比其他相关努力都要多。[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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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项运动，莱文森将他的小册子赠送给任何可能有影响力的人士。他印制了5万册，并为使得“更多的人拥有”——10万册，“可能更多”。[74]在一个月内，印刷量达到了20万册[75]，到4月底，数量更是达到了35万册。[76]爱达荷州、蒙大拿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商会、律师、男性和女性俱乐部、大学、学院、图书馆、部长、学校负责人、主要的制造商、劳工组织以及农民都收到了这个小册子。[77]他的宣传覆盖了博拉参议员邮寄清单上的所有对象。[78]他以参议员亚瑟·卡普（Arthur Capper）的名义单独向“农民和乡村商人”派发了2万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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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及其领导的美国促进战争非法化委员会也借助了一个已经相当活跃的和平运动的影响力，该运动由数百个松散的协调组织组成。与莱文森一样，简·亚当斯（Jane Addams）也是芝加哥人，在1919年创立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并担任第一任主席。妇女联盟不仅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组织分会，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分会，为支持非法化战争运动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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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诺克斯去世后，博拉同意接管对非法化战争运动的政治领导。[81]随着非法化战争计划势头越来越猛，其支持者们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人们要求他们回答他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法律如何执行？博拉反对任何需要用武力的机制。而且，实际上，对于反对国际联盟的大多数人来说，通过战争来执行一项反对战争的法律是一个诅咒。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旨在确保和平的国际制度将导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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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积极支持非法化战争运动后，”莱文森后来回忆道，“他一直提醒我要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武力问题，这也许是我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必须做的最困难的事情。”[82]莱文森迫切希望博拉能够在参议院提起一项非法化战争的决议，但是博拉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不知道决议该如何执行。[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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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非法化战争的小册子呼吁由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小册子却选择性地回避了下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个法院的判决将如何执行？莱文森得出的结论是，就像旧世界秩序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施的任何形式的制裁都无异于战争。当然，执行法院判决的努力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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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交换备忘录和信件时，莱文森和博拉考虑了是否可以在解决方案中对个人实施刑事制裁。莱文森观察到，“在战争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政府不能征兵，因为它不能征召男孩们去实施谋杀”。[84]博拉同意这个观点。[85]但是这种解决方案也产生了问题。一些非法化战争的倡导者担心，如果国际法院被授权惩罚像美国总统这样的官员，那么这个法院将拥有“超国家”的权力。[86]但是，如果它不能强制执行其判决，那么它的判决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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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绞尽脑汁地处理了这个难题之后，莱文森得出结论，所有的法律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受其约束的人是否愿意服从：“政府统治的基础不是武力，而是人们服从法律的习惯。”[87]但话说回来，国家并不是一国国内之人民，它们能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吗？莱文森建议说，答案还是要从人民自身来寻找。在一篇名为《能否实现和平？》（“Can Peace Be Enforced？”）的文章中，他认为，通过参与非法化战争运动，公民将会内化和平规范。每个国家都应举行公民投票，人民将“谴责并非法化战争体系”。他们一旦这样做了，就会“处理和惩罚自己的战犯”。[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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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场鲜明地体现了多年来莱文森与杜威交流的思想。杜威是一位进步改革家，长期以来，他一直坚持人性具有灵活性的观点。杜威认为，虽然人的本能是固定的，但这些本能的引导方式以及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取决于社会结构，比如法律制度和公共教育。因此，改变这些社会背景结构就可以改变人类本性。在1922年出版的《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一书中，杜威批评了那些认为因为人性本质上好战，故而战争不可避免的人。他们认为，战争“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不变人性的基础上，试图改变它是愚蠢的”。[89]但是，杜威认为，当初，人们对奴隶制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奴隶制却被废除了。人的本性并非注定导致不道德的行为。正如社会选择自由而不是奴隶制一样，通过努力，人们会更珍视和平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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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非法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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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杜威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他的一位朋友兼同事正在形成一种实现和平的不同愿景。詹姆斯·汤姆森·肖特维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 教授，曾担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总编辑。[90]他出生于美国贵格会教徒（Quaker）家庭，在安大略省长大。1898年，肖特维尔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学位论文，其论文主题是关于中世纪教会圣餐的历史。1903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聘请他为讲师。1908年，他成为一名全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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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威尔逊总统任命肖特维尔为“调查小组”（“The Inquiry”）成员，这是一个由百余名学者组成的小组，旨在协助他进行和平谈判。肖特维尔还是威尔逊横渡大西洋前去参加巴黎和会时，被选中陪同的21名成员之一。[91]一位记者这样描述这些顾问：他们是“一群急切的大学教授，戴着角框眼镜，手里拿着课本、百科全书、地图、图表、海图、统计数据，还有各种各样的书面文件，这些东西可以撬动欧洲各国的边界，并以正义之名对其加以更改”。[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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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维尔没有过多地参与重新划分欧洲边界事宜。他仅在关于拟议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谈判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93]在一张摄于凡尔赛的调查小组成员合影上，留着大胡子的肖特维尔站在后排，比站在他右边的研究中世纪史的同事和站在左边的经济学教授矮了整整一个头。当然，这并不表明他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时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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