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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向日本介绍旧世界秩序，而日本人将证明他们是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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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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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汤森·哈里斯来到日本，担任美国驻日本第一任总领事。[52]1856年他到日本时，刚过五十岁，满头白发，胡须经过精心修剪，还留着微微翘起的髭须。他本来身体健壮，但在长期留日期间，不断生病，身体日渐清减，最后骨瘦如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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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他的到来毫无准备。几个月前遭受了毁灭性的地震，江户正处于一片废墟之中。日本人坚持认为他现在到来为时过早，毕竟，《美日亲善条约》要求双方在互派领事之前达成一致。[53]哈里斯坚持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该条约允许美国向日本派遣一名领事来谈判并签订一项商业条约。事实上，双方都是正确的。由于原先在谈判该条约时使用的是荷兰语，并且条约的日文和英文文本都由荷兰文翻译过来，所以两个文本在这一点上存在差异。在含蓄的武力威胁下，英文版本最后占了上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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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的是，哈里斯着手谈判的是一项有利于美国的协议。[55]该条约规定，即使在日本领土上，也允许美国人（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人）服从本国法律规范和接受本国法院管辖。[56]它要求日本政府按照特定税率征收关税，至少在5年内不得改变。[57]同时，条约规定使用铸币贸易无须缴纳关税，这一决定将导致日本大量黄金货币外流。反过来，哈里斯几乎没有放弃什么利益。该协议允许日本派遣外交代表在美国自由居留和旅行，并承诺美国船只将向在公海上可能遇到的日本船只提供“友好援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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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期间，汤森·哈里斯和几位日本政要之间有一次生动的甚至是令人心酸的对话。一位日本官员问道：“国际法是什么东西？”哈里斯回答说：“这个问题千头万绪，要想完整地回答它，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非得长篇大论不可。”[59]他接着解释了有关外交官待遇的规则。但是，当涉及国际法的普及教育时，佩里的炮舰已经为这个学科做了强势介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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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之间的谈判在日本国内精英阶层中引发了激烈的斗争。而对这一点，哈里斯几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至少一开始是这样。[61]与佩里不同的是，哈里斯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必要坚持要求与日本天皇谈判。虽然天皇是国家元首，并任命了幕府将军，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就像现在的英国女王一样。[62]哈里斯与德川幕府将军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德川幕府是在江户的封建军事政府，由幕府将军领导、老中会议（military command office）管理。与天皇不同，幕府将军拥有有效权力。然而，他并非无所不能。许多地方统治权被分封给了封建领主，或者叫大名，他们在其领地与江户之间轮流居住。事实证明，大名们对哈里斯与幕府代表谈判的协议并不满意，不仅是因为该协议条款的不公平，也因为自己被排除在了谈判之外。天皇的顾问们最初打算执行这项条约，但迫于压力，最终同意在大名们认可该条约之前不将其呈送给天皇。[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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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没有意识到日本各大权力中心之间的激烈斗争，他对这种拖延日益感到愤怒和沮丧。在谈判后期，他患上了“非常危险的神经热”。[64]幕府将军派了两名最好的御医来给他看病。哈里斯后来报告说，当医生告诉将军哈里斯的病情毫无希望时，他们接到了命令“要治好我，并且，如果我死了，他们自身也会性命难保”——他认为这是日本人“善良性格”的感人体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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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体康复到可以谈判后，哈里斯提出了更为尖锐的主张。[66]幕府老中首座堀田正睦（Hotta Masayoshi）要求推迟两个月再正式签署条约（在此期间，他大概希望得到天皇的批准）。作为回应，哈里斯则“威胁要前往京都，与他现在确信是日本真正的主权力量——天皇——进行谈判”。[67]堀田向天皇报告了这一僵局，被迫从老中首座任上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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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7月3日，一艘美国轮船抵达日本并带来一则消息，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同意了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提出的开放更多港口，使进口鸦片合法化，建立有外国检查的海关服务并建立外交关系等要求。第二天，哈里斯给堀田写了一封信——显然他不知道堀田已经被免职了，他在信中警告说，日本将成为西方关注的新对象。到时候，一支由30艘或40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紧随其后的将是法国舰队。[68]如果正在谈判的条约能够在这些舰队到达之前签订，哈里斯主动提出自己将作为“友好调解人”，来鼓励英国和法国和平地接受同样的条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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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应哈里斯的决定落在了堀田正睦的继任者井伊直弼（Ii Naosuke）身上。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员，对幕府将军非常忠诚。由于对“国际法”有了充分了解，井伊直弼知道，如果不签订条约，那么另一个选择便是战争。于是，他决定在没有天皇批准的情况下签署条约。[70]后来，他与英国、法国、荷兰和俄国签署了类似的条约。[71]在威胁要获得自己想要的条件时，这些国家甚至比美国人更加赤裸、直接。根据哈里斯的说法，英国代表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他是第八位埃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同时也是中国和远东地区高级专员和全权专使——告诉日本专员，如果他们迟迟不同意条约草案，“他就会离开，然后很快率领一支由5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回来，到时候他不仅要求他现在要求的东西，还会要求日本人给所有英国人提供在日本帝国任何地方或所有地方旅行的权利，并且，如果英国人认为合适的话，他们会坚持日本人应该享有自由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权利”。[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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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井伊直弼很有可能把他的国家从被西方侵略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但他还是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与美国签订条约后不到20个月，在五六十名武士保镖护卫下，44岁的井伊直弼被一支由18个年轻的尊王攘夷派浪人——无主的武士——组成的志士队袭击。当时，保镖们反应迟缓，因为他们的刀上裹着笨重的雨具，以防止落雪沾上刀柄上的装饰物。三四个浪人撕开井伊直弼所坐轿子的轿门，把他拖了出来，砍下了他的首级。[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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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格劳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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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的远征和随后发生的事件激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强烈兴趣：“国际法是什么东西？”在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没有一位日本学者或政治家研究过国际法。日本领导人需要自己的格劳秀斯。他们找到一位，他是一位学者、哲学家和政治家，名叫西周（Nishi Am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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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格劳秀斯一样，西周也将成为一位哲学家和著名的国际法学者。事实上，今天他在日本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他创造了日语词哲学（tetsugaku）。[74]他的父亲是一名低级武士，是当地大名的私人医生。西周在早期的乡村生活中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当西周完成学业后，大名派他到江户去教书。[75]1853年3月10日，他收到了命令，这个时间就在佩里第一次远征到来前四个月。他发现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在他遇到的人当中，最吸引他的当属“荷兰医生”，他们是日本宫廷和家族医生，懂荷兰语，了解一些西方思想。西周白天教授儒家思想，闲暇时就学习荷兰语。[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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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7月，佩里的到来使这座城市陷入了政治混乱当中。这时，西周认为仅在业余时间学习荷兰语是不够的，他告诉朋友们，“我终究不能忽视对西方知识的学习”。[77]因为他所从属的大名命令他教儒学，所以他要想倾心学习西方知识，唯一的途径就是放弃与其家族的所有联系。这样的话，他将变成一个浪人。以前，如果切断与家族的联系的话，将被处以极刑。虽然现在不像以前，但这仍将让他被从其所属大名领地上——他的故乡——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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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他还是决定全心学习荷兰语。他还学了一点英语，当时日本几乎没人懂这种语言。短短几年后，他就成为日本主要的荷兰语语言学家之一。这既表明了他的天分，也表明了当时日本国内外语知识的贫乏以及外语人才的匮乏。[78]西周日益熟练掌握外语刚好符合德川幕府的需求，当时德川幕府决定尽可能地向外部世界学习。佩里到访后不久，规模一度非常小的日本政府翻译机构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所，即蕃书调所（Bansho Shirabesho），它成为日本的西方研究中心。[79]西周被任命为该机构教师，加入了翻译西方文本和概念的紧急任务中。[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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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光是学习书本知识并不会真正理解西方，必须要研究这些知识发源国的理念和语言才能达此目的。因此，日本政府开始制订计划，派遣学者到美国去搜集它迫切需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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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8年开始，西周和他在蕃书调所关系密切的同事津田真道（Tsuda Mamichi）就计划出国旅行。他们在1861年获得了去美国学习的初步许可，但是美国内战使得在美国旅行变得不安全。他们转而被允许登上了一艘开往日本长期贸易伙伴荷兰的轮船。和他们一起上船的还有来自战舰航海学会（Warship Navigation Institute）的5名学生、2名医科学生，以及7名工匠，西周和津田是日本政府派往欧洲学习的第一批日本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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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1862年7月14日出发。[82]航行几个月后，由于一艘船在苏门答腊岛海岸失事，加上几次计划的停靠，最终他们在出发将近一年后才抵达荷兰。[83]一开始，西周和津田的学业是由莱顿大学中文和日语教授约翰·约瑟夫·霍夫曼（Johann Joseph Hoffmann）负责的。到达荷兰8天后，西周制订了他的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学习“统计、法律、经济、政治和外交”。[84]他还表示希望学习“哲学领域内的那些科目”。[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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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西周在莱顿时期的照片被保存下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865年，是与其他8名日本留学生的合照。照片中，西周打扮得像一个地道的荷兰人。他穿着晨礼服，里面是一件纽扣背心，打着领结，下身穿一条宽松的长裤，脚上是锃亮的靴子。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长长的卷发分垂在两边。他双臂抱胸，脸上带着不耐烦、几乎目中无人的表情。[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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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首先让他的学生们在当地一位中学校长的指导下进一步学习荷兰语。几个月后，这两个人被送到莱顿大学，交给西蒙·菲塞林（Simon Vessering）教授指导。在1865年12月二人返航之前，菲塞林将担任他们的导师。[87]菲塞林为他们设计了由自然法、国际法、宪法、经济学和统计学五部分组成的课程体系。在两年时间里，每周四和周五晚上，这三个人都要碰面举办一场私人讲座。西周和津田做了大量笔记，仔细记录了这些知识，他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国家。[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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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大学之所以让菲塞林来指导日本学者，主要是因为这位荷兰教授博学多才，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非常渊博，足以驾驭学科跨度如此巨大的课程体系。但这项任务却产生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影响。就在那时，菲塞林在国际法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他在1864年发现了格劳秀斯为雅各布·范·赫姆斯科克所写辩护词的手稿。长期以来，这份手稿一直下落不明。因此，当西周和津田在学习国际法时，他们的导师则在研究格劳秀斯。但菲塞林并不仅仅研究格劳秀斯的理论，他还沉浸于对格劳秀斯最为激进的小册子的详细分析中。正是这篇为范·赫姆斯科克辩护的文章震惊了荷兰学者，并使他们不再相信格劳秀斯是早期反战的人道主义者这一普遍观点。这份遗失的手稿是一份号召书，号召荷兰人攻击葡萄牙人。通过号召战争，这本书勾勒出了旧世界秩序的知识蓝图。它是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的起源，是正义战争的现代正当性的源泉。当西周来到荷兰学习西方国际法规则的基本逻辑时，没有哪个老师比菲塞林更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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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菲塞林，西周和津田发现了格劳秀斯。他们不仅会发现这位晚年思想已经成熟的学者，还会发现一名年轻的律师，这名律师证明了捕获一艘葡萄牙船只的合法性，而这艘船的所有者并没有对捕获他们的荷兰人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带回日本的将是这样一个格劳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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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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