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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初被派去保卫南满铁路 的年轻日本军官们知道，他们的政府没有批准接管东北地区。他们被安排在铁路两侧的62米宽的狭长地带上巡逻，而中国则修建了一条与其竞争的铁路，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失去了意义。但东京政府不可能让他们面对直接攻击时坐以待毙。年轻的军官们制订了一个计划：9月18日晚上，他们在自己受命保护的铁路沿线放置了炸药包。他们的行动可能得到几个上司的默许，其中包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Honjo Shigeru）将军。此人后来切腹自杀（仪式性自杀），从而没有在起诉他的战后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法庭上就这些事件及其他活动作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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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政府派遣军官建川美次（Tatekawa）赶往中国东北，以阻止日本军队的异动。就在建川到达的当晚，年轻的军官们炸毁了柳条湖一段铁路。消息抵达日内瓦，世界各国代表开始做出反应时，日军已经开始发起一连串的行动，很快就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158]虽然东京政府没有策划这次袭击，但它允许其军队将控制权从东北地区的南方延伸到北方，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一个日本的傀儡政府——所谓的“满洲国”。[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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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随时准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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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态发展，国际联盟收到了相互冲突的说法。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声称，日本的铁路遭到了中国土匪的非法袭击，其军队只不过采取了“合法自卫措施”。[160]中国代表施肇基博士回应说，日本公然违反了《非战公约》和《国际联盟盟约》。[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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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确定真相，国际联盟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去调查，由维克多·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布尔沃-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率领，他是第二代李顿伯爵。1932年春天，调查团在东北地区花了六周时间拼凑出了事件过程。调查团成员采访了冲突双方的参与者，并追踪了军事行动的进程。他们的调查显示，日本是侵略者。[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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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提交的李顿调查团报告得出的结论是，1931年9月18日晚间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视为合法自卫措施”，但为了缓和这一结论对日本的冲击，该报告书不排除“现场的日军军官可能认为他们是在采取自卫行动”这种可能性。它还得出结论，伪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通过一场真正的、自发的独立运动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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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认识到，他们的结论将会产生爆炸性影响，日本不会完全接受它们。日本代表团新任首席代表松冈洋右（Matsuoka Shuzo）[163]是个强硬派，之前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工作，起初担任一名董事，后来担任副总裁。[164]松冈曾竭力勾结中国各路军阀来扩大南满铁路公司的控制面积。现在，既然如此宝贵的领土已经被己方获得，他就不会把它归还给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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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出生在日本，但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长大，毕业于俄勒冈大学法学院，皈依了基督教，他能流利地说英语并了解西方文化。[165]然而，他举止粗鲁，动不动就使用煽动性的甚至是攻击性的语言。1932年12月8日，在回应李顿报告书时，他将调查结论对日本的攻击比作基督受难（Passion of Christ）。“我们日本人觉得我们现在被审判了。欧洲和美国的一些人甚至希望在20世纪把日本钉上十字架。先生们，日本随时准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松冈尖声咆哮：“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他威胁要退出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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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国愿意与松冈达成交易，但小国却犹豫不决。[166]1932年12月，爱尔兰自由邦、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瑞典对日本提出了谴责。[167]与中国一样，它们也将自己的未来与《非战公约》和国际联盟这样的“锚定”拴在了一起。如果它们承认日本的行动具有合法性，那么就会像中国一样失去保护。这证明了战后脆弱的和平正在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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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东北地区局势最终报告试图走 一条折中路线，它充分说明了事实，却没有将日本定性为侵略者。1933年2月23日国际联盟对调查团的报告进行表决，结果是42票赞成，1票反对。[168]反对票当然是日本投的，未计入官方计票。国际联盟一致支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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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束后，松冈登上讲台，宣布他的国家将不再继续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与国际联盟合作。在表达了他的国家真诚希望确保远东地区和平之后，他宣称：“然而，日本认为自己不可能接受国联大会通过的报告。”[169]他离开了讲台。他走在过道上，摘下眼镜，用它招呼同伴也离开。日本代表团跟随松冈走出了会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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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衣帽间，松冈紧张地拿出一支雪茄烟，把尾端剪了下来，划了根火柴，把它对到了雪茄的前端。可能是退场时戏剧性场面的震撼，以及电影摄像机拍摄时发出的嗡嗡声造成的干扰，他并没有注意到雪茄没被点着。他气喘吁吁地走出大楼，钻进了一辆锃亮的豪华轿车，汽车水箱盖上插着一面太阳旗。[170]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再也没有回来。留下来的人在想，《非战公约》能否经受住即将到来的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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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是按照日本人写名字的顺序来写的，姓在前，名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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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NOJ 12，no. 12 （1931）：2248（会议1931年9月19日召开）；“League Intervenes for Peace in China，”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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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NOJ 12，no. 12 （1931）：2248（会议1931年9月19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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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西方文化中，马掌象征好运。如前文所述，国联代表们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时围坐的桌子是马掌形的，故有此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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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NOJ 12，no. 12 （1931）：2266（会议1931年9月22日召开）（转摘的电报注明日期是193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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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NOJ 12，no. 12 （1931）：2267（会议于1931年9月22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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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NOJ 12，no. 12 （1931）：2310-11（会议于1931年10月13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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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NOJ 12，no. 12 （1931）：2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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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NOJ 12，no. 12 （193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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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y means of steam one can go from California to Japan in eighteen day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 7，ed.Hunter Miller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2），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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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irohiko Otsuka，“Japan’s Early Encounter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Law of Nations，’”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3 （19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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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港口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美国人紧随其后，两年后通过《望厦条约》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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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内部冲突，佩里建议采取“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参见John H. Schroeder，Matthew Calbraith Perry：Antebellum Sailor and Diplomat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1），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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