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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他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作如此考虑。因为在旧世界秩序下，如果对日本实施英国提出的那种经济制裁，那将违反中立国家需要保持公正的法律义务。事实上，这将是一种战争行为。对于美国而言，在失业率高达25%且选民普遍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情况下，这种行为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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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汀生现在开始认为制裁不是战争之路，而是和平之路。[45]他并不是自己形成了这个想法。两年前，他读过莱文森的一篇文章，他们是耶鲁大学的同学。他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但在1929年4月，也就是史汀生成为国务卿后不久，他们又恢复了联系。[46]史汀生给莱文森发了一封私人电报，邀请他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庆祝《非战公约》生效的仪式。[47]他们早期的通信主要关于提议美国加入常设国际法院。史汀生希望莱文森能帮忙说服博拉参议员，他担心后者会像十年前领导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运动那样，领导运动反对美国加入常设国际法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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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30年1月，史汀生给莱文森写信讨论了另一个议题：“《基督教世纪》的编辑把你关于和平制裁的文章寄给了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它。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你知道，我已经在考虑你提出的一些观点，而你引用的那些权威观点非常有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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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汀生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莱文森谈到了一个他长期抵制、令人烦恼的问题：《非战公约》怎样才能被执行？[50]莱文森第一次公开承认，仅仅宣布废弃战争是不够的。需要有什么东西来取代它。他现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和平制裁”取代“武力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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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平制裁”是什么？根据莱文森的说法，关键是要否认非法征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如果发动战争是非法的，那么通过战争而进行的征服则不应具备合法所有权。”他认为，拒绝赋予战争以法律效力将成为一种真正的制裁，因为这将意味着“一个决心要对外征服的国家，再也不能获得对任何事物不可剥夺的所有权”。[51]正如当他形成这个想法之后给一个朋友写信所说的，任何国家再也不能“通过残暴的武力确立权利、正义或所有权”。[52]是的，侵略者仍然可以使用武力夺取一座城市，“但从法律上讲，它不会变成属于他的城市”。[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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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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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读了同学的文章近两年后，史汀生面临着如何应对日本入侵中国的困境。到1931年12月，很明显，国联不会再考虑对日本实施军事或经济制裁，而是转向组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即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来对此事进行调查。然而，史汀生仍在考虑莱文森的建议。因为针对日本的抵制行动可能需要军事力量来执行，而“和平制裁”则不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将会拒绝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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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知道自己的设想是史无前例的，可能会在白宫遭到质疑，于是他起草了两份不同的照会，准备发给中国和日本。第一份照会声明，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妨碍其在中国基于门户开放政策获得的商业权利的新协议。第二份照会是一份更宽泛的意向声明，以日本违反《非战公约》为由，声明美国不承认中国东北任何法律权利的改变。胡佛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议，采取第二种方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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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8日，美国向中国和日本政府同时发出了外交照会。[55]这些照会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政策，该 政策后来被称为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史汀生写道：“美国政府不打算承认任何可能通过违反1928年8月27日《非战公约》的盟约和义务的方式产生的局势、条约或协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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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8日，史汀生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做了题为“《非战公约》三年发展”的演讲。在纽约豪华的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 Hotel），史汀生站在观众面前，身边是麦克风，通过国家广播公司向全国广播他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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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他开始演讲，“美国与法国一道发起了……所谓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它在1929年7月24日刚刚宣布获得批准后，就遭受了第一次挑战，而这只是一系列现在仍在继续的艰难挑战中的一个。”鉴于这些挑战的存在，他提议对《非战公约》当时的立场“以及我们希望它最终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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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老同学莱文森的观点差不多，他接着说：“在国际法诞生以来的几个世纪里，该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战争而存在的诸多原则的发展。”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被要求保持中立，“在两个交战方之间保持公正”。毕竟，战争是“一种使这些权利和义务产生的法律情势”。因此，国际法禁止中立国家偏袒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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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又接着说，1929年，世界各国宣布战争为非法。现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是“违法者”。因此，战争不再仅仅是直接参与其中的国家的法律关切，它现在还是与《非战公约》有关的所有国家的法律关切。史汀生宣称，由于“被一种新的战争观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遥远的中国”发生冲突，这些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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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承认，在这个新世界里，单独一个国家的行动，即使是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但他坚持认为，和平制裁具有重大的集体分量：“当它变成全世界的谴责时，道德谴责（moral disapproval）就具有国际法迄今为止所未知的意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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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的演讲很受欢迎。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在一封信中盛赞它阐明了一种执行国际法的新方法：“《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是一个新世界的孩子，而且……一直在成长，并通过稳步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成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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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史汀生的“孩子”成熟之前，胡佛总统就被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了，史汀生也因此被迫下台。他的继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对史汀生主义反应比较冷淡。他担心这会在美国最无力承担战争的时候把美国拖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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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美国放弃了这一主张，国联还是接受了它。[59]在过去几年里，国联成员国一直在辩论如何使《国际联盟盟约》与《非战公约》关于禁止战争制裁的规定协调一致。通过借鉴莱文森的和平制裁思路，史汀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僵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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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变的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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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在史汀生主义影响下，国联警告说：“不承认任何可能通过违背《国际联盟盟约》或《非战公约》精神的方式而形成的形势、条约或协议，是国联成员义不容辞的义务。”[60]国联将禁止成员国承认领土征服。从国际联盟的角度来看，“满洲国”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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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秘书长致函所有会员国，列出了审议该问题的委员会提出的广泛且严厉的建议。该委员会鼓励成员国“无论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de jure or de facto）”都不承认“满洲国”政权。因此，“满洲国”不被允许加入国际公约或参加各类国际委员会和国际协会。委员会还劝阻成员国承认“满洲国”货币或护照。这封信提醒各成员国，“满洲国”不是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的成员，因此往返“满洲国”的邮政服务已被暂停。它最终建议，成员国应通知本国公民“在满洲接受特许或任命所带来的特殊风险”，尽管这些并非强行禁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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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接受史汀生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到1933年2月，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国际联盟——包括战败的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同盟国（Central Powers）。[62]在接受了非成员国美国提出的史汀生主义之后，国际联盟成员国放弃了最古老的主权权利：征服权。国际关系上第一次，强权不再是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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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个例外。在处于退出国际联盟边缘的情况下，它投了弃权票。这种不同意见反映了日本对《非战公约》的罗生门式看法。通过接受史汀生主义，国联肯定了《非战公约》对旧世界秩序基本法律原则的革命性拒绝。一个曾经基于以合法化战争为救济工具的体系，将必须围绕非法化战争进行重组。既然战争现在是非法的，那么战争的成果是不被承认的。日本认为，《非战公约》是对旧世界秩序基本逻辑的保护。它曾如此痛苦地从旧世界秩序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它希望从中获利。因此，日本不能接受以毁灭旧世界秩序为前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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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主义是打破旧世界秩序、建立新法律体系的第一步。史汀生主义就像一根挂在毛衣上的线，国联拽着这根线，直到毛衣开始被扯散。尽管旧世界秩序的瓦解不会立刻发生，但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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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线首先导致了旧世界秩序中有关征服的规则的瓦解，然后是中立法。回想一下我们就知道，中立国家有着严格的公正义务，冲突局外方不可以区别对待冲突方。在一个战争合法、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决定性地判断谁对谁错的世界里，中立方保持严格的公正性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解释选择立场，那么混乱必定会随之而来。正如史汀生在他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立法试图“缩小和限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在一个仍然承认破坏人类生命和财产并将其合法化的世界里”，创造“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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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中立法取决于战争的合法性，那么随着非法化战争进程的推进，它就不能一成不变。史汀生在1932年的演讲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尽管他从未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通过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这一措施是被排除在旧世界秩序之外的，美国制定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偏离了先前对中立的法律要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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