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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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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仅在欧洲，在亚洲也开始依照新的中立理论行事。1941年，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威胁到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和文莱的安全。当年7月，美国对此做出回应，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和汽油。[118]禁运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超过80%的石油来自美国。当罗斯福说服英国和荷兰加入对日石油禁运后，日本就与国际石油市场完全隔绝了。由于没有本土石油供应，日本石油储备很快就会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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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领导人来说，这似乎又是一个残酷的转折。他们的国家一直在努力学习统治世界的规则并要求其应有地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却改变了这些规则。现在，征服不再被允许（尽管坚持和保 卫1928年之前被征服的领土是被允许的）；同时，允许非交战国对交战国实施后果严重的经济制裁。根据《非战公约》，任何军事反应都将被视为非法侵略。不过，许多日本人，包括与天皇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这份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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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军开始推动尽早与美国开战。日本海军认为，日本等待的时间越长，石油供应就会越少，日本也就会愈发虚弱。日本需要在行动能力被过于削弱之前发动袭击。由于怀疑日本是否能赢得与美国的战争，天皇拒绝了这项提议。但是，随着禁运的延续以及形势变得更加绝望，他的想法开始改变。[120]1941年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向日本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出全部日军。[121]尽管照会上没有明确提出，但日本认为赫尔所指的“中国”包括“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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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不知道的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攻击部队此时已经出发前往夏威夷，尽管它们当时行进得不太远，还能召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Tojo Hideki）将赫尔的照会视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证据，称其为美国“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退出中国——包括“满洲国”——否则将承担后果。在与顾问们审议了这份照会后，裕仁同意对美国发动攻击。他批准了对珍珠港的袭击，并决定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发动战争。[122]第二天，日本舰队收到了电令“Niitakayama Nobore”（字面意思是“攀登新高山”）：继续进攻。[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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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开始起草宣战书。它的措辞表明，日本天皇深陷旧世界秩序的痛苦之中。宣言一开始就指责美国和英国在中日争端中偏袒一方：“由于美国和英国都支持重庆政权，它们加剧了东亚局势的动荡。”关于制裁，它这样表述：“他们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和平贸易，最后又直接断绝与我们的经济关系，严重威胁着我们帝国的生存。”这份宣言得出结论，“如果放任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不仅会使我们帝国为了东亚的稳定而做的 多年努力化为乌有，而且会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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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赫尔向日本人递交照会的前一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提到，我们可能在下周一遭到袭击，因为日本人因经常不加警告地发动突然袭击而臭名昭著，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在不给自己造成太大危险的情况下，谋划让他们打响第一枪。”[125]他很快就会明白，没有必要再进行谋划了。第一枪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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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因为它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或借口。用罗斯福总统的话说，对美国人来说，12月7日仍然是“一个必须永远记住的耻辱的日子”。但日本发动对美国的毁灭性打击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它只不过是遵循了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黑船带来的国际法。然而，日本未能认识到的是，这些规则在1928年被宣布废弃了。美国自己也只是最近才接受了《非战公约》所引发的法律秩序的彻底转变——1941年3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6个月，《租借法案》通过后，美国才最终接受了对中立的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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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仅仅在赫尔获悉日本偷袭珍珠港几分钟之后，日本大使就在美国国务院向赫尔亲自呈交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日本人与美国对这一法律的不同理解。[126]日本三天后发表的备忘录，读起来就像一份旧世界秩序下的战争宣言。它详细描述了美国对日本犯下的诸多可感知的错误行为。它抱怨美国支持中国以及美国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尽管这份备忘录从未直接提及《非战公约》，但它拒绝接受美国对该条约带来的变化的看法。它抱怨说：“尽管美国政府在其一贯坚持的原则下，反对通过军事压力来解决国际问题，但它正与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起 通过经济力量来施加压力。”日本外务省认为，这种经济压力“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有时比军事压力更不人道”。[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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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发生的战争将成为两种竞争的世界观之间的较量：一方将《非战公约》视为一纸空文，另一方将其视为新的法律现实；一方坚持征服权，另一方拒绝征服权；一方坚持中立需要公正，另一方认为“和平制裁”是法律执行的基本手段；一方谴责经济制裁，另一方谴责军事力量。简而言之，这将是一场新旧世界秩序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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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erbert P. 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2000），222-23；Hatsue Shinohara，“An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Quincy Wright and Tachi Sakutaro”（未出版手稿）［引自 Tachi Sakutarō，“Fusen Joyaku no Kokusaiho-kan”（《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的国际法观点），Kokusaiho Gaiko Zasshi 27 （December 1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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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Further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June 23，1928，Avalon Law Project，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http：//avalon.law.yale.edu/20th century/kbbr.asp；David Hunter Miller，The Peace Pact of Paris：A Study of the Briand-Kellogg Treaty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28），196-200，2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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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American Note，June 23，1928，in Miller，The Peace Pact of Paris，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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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例如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General Pact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70th Cong. （December 7，11，1929）（国务卿凯洛格）。值得注意的是，英法与美国交换照会不是提出正式的保留意见，尽管有时它们被错误地认为是提出了保留意见。凯洛格明确否认英国和法国的照会构成对条约的保留。然而，他也承认交换照会将影响条约的解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General Pact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70th Cong. （December 7，11，1929）（“如果条约已经摆到桌上，并且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签署了，那么各国政府的照会中就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个条约。当然，在这次讨论期间，通过与各国交换照会，也提出了许多关于该条约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愿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私下的讨论，我坚持以交换照会的方式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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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inohara，“An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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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这些数据来源的更多资料，请参见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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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rk Mazower，Hitler’s Empire：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Penguin，200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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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 American Note，June 23，1928，in Miller，The Peace Pact of Paris，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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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otosada Zumoto，Lytton Report and Japanese Reaction （Tokyo：Herald Press，1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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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otosada Zumoto，Lytton Report and Japanese Reaction （Tokyo：Herald Press，1932），4 （quoting General M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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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otosada Zumoto，Lytton Report and Japanese Reaction （Tokyo：Herald Press，193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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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提供了一份长达40页的回复，这份回复后来与类似文件一起收录进了一本书中，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案例。这本书包括了日本在国联的演讲和其他公开争论，于第二年出版。参见Japanese Delegation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Japan’s Cas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as Presented Before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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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只有三个国联成员国没有签署《非战公约》。它们是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和乌拉圭。参见“Participant Status，International Treaty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United Kingdom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accessed January 14，2016，http：//treaties.fco.gov.uk/treaties/treatyrecord.htm？tid= 1829；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c Intelligence Service，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42/44 （Geneva：League of Nations，194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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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on January 15，1930，” LNOJ，Vol. 11，No. 5 （May 193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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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凯洛格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做了一次广为传播的演讲，他试图在这次演讲中解释这些问题。他通过引用英国对《国际联盟盟约》的理解来解释说：“即使《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也被解释为国联成员并非因此必须使用军事力量。”参见Frank B. Kellogg，“The War Preventio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no. 2 （April 192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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