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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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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美国代表团于1945年2月中旬返回美国，深信他们已达成一项组建联合国组织的协议。罗斯福本来就身体不舒服，这次旅行更是让他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看到他的人都注意到，他看上去是多么消瘦和疲惫。他回国后不久，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与罗斯福见了面。摩根索报告说，“看到他时，我非常震惊，我发现他老得可怕，看起来非常憔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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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有他的计划。他告诉妻子，他打算在4月下旬去旧金山，出席为即将产生新的联合国而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希望她能来听他的演讲，然后和他一起去英国旅行。在那里，丘吉尔承诺英国人民将给予他“自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得胜回伦敦以来最盛大的接待仪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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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他需要休息。他决定回到他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小屋休息。当他想要摆脱华盛顿的严寒和政治压力时，他就会去那里。虽然他休息了，但他根本闲不下来。作为战时总统，他有访客、要回信，还要写演讲稿。4月11日，正是在那里，他为计划几天后将在全国广播中发表的演讲写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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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们，我们的工作是实现和平，而不仅仅是结束这场战争——是所有战争的结束。是的，是这种通过大规模屠杀人民来解决政府间分歧的不明智的、不切实际的做法的永远结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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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没有机会发表这个演讲了。写完演讲稿后的那天下午，他坐在小屋的客厅里，签署文件，偶尔停下来与朋友们以及那位正在为他准备一幅肖像画的艺术家交谈。突然，他把手放在头上，向后一倒。几分钟后，他因大面积脑出血而去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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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罗斯福得知他的死讯后，给都还在服役的四个儿子发了电报：“如他也对你们希望的那样，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刻。愿上帝保佑你们及所有我们所爱之人。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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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下旬，罗斯福计划参加的会议在旧金山开幕。出席会议的有50个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全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立场一致，在战争期间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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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肖特维尔也出席了会议，他代表的是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这是42个被邀请出席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虽然威尔斯没有参加会议，但其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促成了后来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文件，而且他1944年出版的《决定时刻》（The Time for Decision）一书售出了50万册，该书向美国公众宣传了联合国的目标，并帮助美国参议院轻松通过了《联合国宪章》。[51]他还加入了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和平顾问”，在直播中发表专家评论，并主持“萨姆纳·威尔斯和平论坛”（Sumner Welles Peace Forum），在这个由四个广播节目组成的系列节目中，他和其他专家讨论了旧金山会议。[52]他曾经的死对头科德尔·赫尔也缺席了会议。他病得太严重，无法出席。鉴于他对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贡献，赫尔后来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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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通过电报发表致辞，宣布会议开幕：“我们这些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的折磨和悲剧的人，必须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仍然有两种选择：是放任国际秩序继续混乱，还是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他宣布，齐聚旧金山的人们抱持着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提供一种机制，让未来和平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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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杜鲁门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次会议绝对不是走过场。除了大国之外，所有国家都还没有批准该协议条款。为了达成共识，需要对协议文本进行几处修改。事实上，建立联合国组织的计划一度可能因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分歧而再次遭到失败。正如预测的那样，小国反对不平等待遇。此外，对于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表决权问题的妥协方案的确切含义也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例如，该协议是否确实允许常任理事国将一些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或者只是允许常任理事国有权禁止强制措施。[55]尽管如此，最终获得所有50个国家赞成的文本，其大致轮廓甚至在大多数细节上，都与雅尔塔会议形成的文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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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战争在国际法中所起作用的悠久历史，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对新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所规定的禁止“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反对。各国对此表示沉默的原因是，事情已经解决了。毕竟，几乎所有与会国家都批准了《非战公约》，并在《联合国家宣言》中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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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2卷超过10000页的旧金山会议记录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关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的。尽管如此，这寥寥数页还是很有启发性。一些小国希望大国能够承诺对非法使用武力做出反应，将《联合国宪章》从一项互不侵犯协定转变为一项全球共同防御条约。例如，新西兰曾建议，规定“联合国组织所有会员国承诺集体抵制针对任何会员国的一切侵略行为”。[56]巴拿马代表也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规定各国有对侵略做出反应的积极义务。[57]美国代表坚持认为，只要略微修改一下措辞，现有话语就足够了。毕竟，“如果对侵略不加抵抗，大国也面临灭亡的威胁”。[58]此外，这些建议“使人联想到《国际联盟盟约》的某些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使美国无法接受该文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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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美国永远不会同意一份要求它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文本，也不会同意让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文本。建议所有成员国同意抵抗针对任何成员国的侵略，将“意味着在西半球动用欧洲部队，在世界许多地区动用美洲部队，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不能接受的”。[60]从理论上讲，它似乎强化了对战争的禁止，但实际上，它注定行不通。正如威尔斯后来所说，对世界和平的这种保证将导致保证自身被破坏：要求大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方法必然假定“大国有权将世界划分为四个大国影响下的区域”。“要过多久，”他问道，“其中最强大的国家才会寻求在不受伙伴 干涉的情况下维护这一权利？”[61]是的，对非法使用武力不予回应是一种危险。但是，允许各国每当认为存在违反国际禁止使用武力规定的行为就拿起武器，则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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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强制执行的意见占了上风。[62]大家最终同意，各国没有对侵略做出反应的明确义务，这将留给采取自卫行动的国家以及只能采取集体行动的安全理事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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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26日，所有参会的50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现在，联合国诞生了，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在会议期间，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但日本还在战斗。斯大林遵守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在沿苏联与中国东北的边界集结了一百多万军队。1945年8月9日，苏联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当天恰逢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而几天前，美国在广岛上空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大约一周后，日本停止了战斗，并于9月2日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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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盟国就清楚地表明，它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战斗，不仅仅是为了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人民的权利而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打败希特勒和他的盟友以及他们的卑鄙想法而战斗。正如丘吉尔、罗斯福和威尔斯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所说，他们是为了维护让“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而战斗。当盟国赢得战争时，他们不仅打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他们战胜了旧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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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是新世界秩序的体现。它是在战争仍然肆虐的情况下，在艰难抉择中形成的。但这些都并非仓促草率的选择。那些做出这些选择的人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明白其中的代价，并尽其所能带来“所有战争的结束”。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冒着生命危险使各国达成协议，因此从根本上说，这项协议是一项美国主导的文件——由美国人构想、由美国人协商、由美国人促成。和美国 宪法一样，《联合国宪章》是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务实的。它不是为了解决所有可能的国际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国家间战争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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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战争不仅限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同盟国监督每个轴心国起草新宪法，并将禁止战争写入了它们的根本大法。德国《基本法》（Basic Law）第二十六条规定：“扰乱国际和平共同生活之行为，或以扰乱国际和平共同生活为目的之行为，尤其是发动侵略战争之准备行为，均属违宪。此等行为应处以刑罚。”[65]日本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66]意大利宪法第十一条规定，意大利“拒绝把战争作为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方式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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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经开始响应白里安的号召，不仅要宣告维护和平，而且要组织实现和平。然而，组织和平需要的不仅仅是重申禁止战争，还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做出集体反应的全球制度。如果自1928年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确实是非法的，那么就必须使追究发动战争的人的责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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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M.普洛基（S. M. Plokhy）在《雅尔塔：和平的代价》（Yalta：The Price of Peace，New York：Viking，2010）一书第4～7页描述了这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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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alta：The Price of Peace，New York：Viking，2010，35-36；William M. Rigdon，White House Sailor （New York：Doubleday，196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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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President’s Log at Yalta，February 3，1945，in FRUS，1945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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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igdon，White House Sailor，143-45；The President’s Log at Yalta，February 3，1945，FRUS，1945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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