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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声望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职业前景：科隆大学的教授职位。[76]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施米特不确定他是否想要离开柏林。在得知要想在柏林获得更好的职位，唯一途径就是先去科隆之后，他决定谋求这个职位。但要到达科隆，他必须先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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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与凯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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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称赞他“毫无疑问是当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对他顶礼膜拜，充满热情。各种语言都在讨论他的思想”。[77]两年之后，庞德邀请他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庆典，在那里，他与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以及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一道，获得荣誉学位。[78]法官兼小说家伯恩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同意庞德的判断，65年后，他甚至在《纽约时报》上给他冠以“千年最佳律师”的称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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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和施林克说的不是卡尔·施米特，他们赞美的是施米特的敌人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凯尔森代表了施米特所憎恨的一切。但他是科隆大学最重要的教授，施米特需要他的同意才能进入科隆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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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汉斯·凯尔森出生于一个深深扎根于加利西亚犹太小镇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80]他的父亲讲德语，在布拉格长大，但在汉斯三岁时把家搬到了维也纳。那时，他们已经世俗化了，决心融入维也纳文化。汉斯被送到国立文科中学（state gymnasium）接受传统的人文教育。他对哲学很感兴趣，但基于实用考虑，他选择了法律，并于1911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凯尔森是一位坚定的不可知论者，但他还是皈依了天主教，几年后又皈依了新教。尽管维也纳是世界大都会，但在19世纪末期，它还是反犹太主义的温床。那时，犹太人的身份在职业上是个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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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他认为学者应该超越党派政治。尽管如此，他对社会民主党抱有强烈的同情，并且是议会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热心支持者。他还参与了许多进步事业，包括妇女权利运动。作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朋友，凯尔森也参加了“星期三心理研究小组”（Wednesday Group），在那里，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得以讨论和发展。[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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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凯尔森担任奥地利国防部长的法律顾问，专门研究国际法和战争法。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新领导人委派凯尔森帮助起草奥地利宪法，然后任命他为由他设计的宪法法院法官。凯尔森在宪法法院服务了10年，直到他因一场涉及婚姻制度有效性的争论而被解职。奥地利天主教会党派攻击凯尔森支持夫妻再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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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由科隆市长（后来成为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的科隆大学董事会邀请凯尔森加入了他们的法学院。[82]当时，凯尔森已成为维也纳反犹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他迫切希望离开奥地利。于是，他接受了科隆大学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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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凯尔森就施米特关于独裁的书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83]他认为，施米特所认为的德国总统可以被赋予独裁权力的论断是荒谬的。毕竟，总统是一个政党的成员，由其支持者选举产生。为什么会有人期望政治家在危机中不偏不倚呢？恰恰相反，只有法院才能被信任是公正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凯尔森预言说，施米特对魏玛宪法第48条的过度依赖将最终导致议会制民主的终结。[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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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2年5月，当施米特被任命为科隆大学教授时，凯尔森还是投了赞成票。[85]因为凯尔森无法否认施米特的才华。他觉得，对公平理念的坚持让他支持这项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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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学院的院长，凯尔森需要与施米特商讨他的工作问题。两人于10月22日在凯尔森的办公室会面。当时正跟着凯尔森撰写学位论文的德国文学学者汉斯·梅 耶（Hans Mayer）后来描述说：“（施米特）在科隆拜访了凯尔森，积极争取要与他一道工作，并展现了普通教员中两位伟大人物——汉斯·凯尔森和卡尔·施米特——之间最友好的一面，尽管他们存在明显的学术分歧。凯尔森是个好人，他愿意相信自己听到的。”[86]然而，这次商讨一定很尴尬：不仅施米特和凯尔森在普鲁士政变问题上观点相左，而且施米特坚持要求他的工资和福利应不低于凯尔森所得到的待遇。[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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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始终坚持履行他的院长职责，施米特接受了职位。凯尔森甚至给施米特写了一封信，表示听到施米特的决定后感到“非常高兴”。[88]但这种高兴不会持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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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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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3日，弗朗茨·冯·巴本被解除德国政府总理职务，施莱歇尔取而代之。施米特可能期望过，随着自己顾问对象地位的提升，他自己的影响力也会增加，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如何对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进行治理，这是施莱歇尔面临的任务。他得出结论，自己不能再仅凭紧急状态令统治下去了。于是他最终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施米特现在是可有可无的了，并且事实上，他被闲置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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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尔未能拼凑出一个多数派联盟，之后，他说服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下一任总理。施莱歇尔犯下的最后一个也是致命的错误是，他认为可以通过在内阁中安置非纳粹人士来牵制希特勒。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接任总理。尽管在政府中属于少数派，但他无所畏惧，要求任命赫尔曼·戈林为巴本的助手，协助他管理普鲁士政府。戈林这位才华横溢、魅力超凡的反社会者，开始从内部摧毁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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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作为普鲁士内政部国家专员的第一个行动是解雇了23名警察局长中的22名，然后代之以冲锋队军官。在对重组后的警察部队队伍的讲话中，戈林解释了新的体系：“未来将只有一个人在普鲁士拥有权力和责任，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只认识两种人：支持我们的人和反对我 们的人。”[90]当年4月，戈林与施米特会面，戈林给施米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施米特喜欢他的活力和果断，说他“或许是这个时代的合适人选”。[91]相比之下，“愚蠢可笑的希特勒”让他反感。[92]当施米特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他形容这位著名的啤酒馆鼓动家像“一头斗牛场上愤怒的公牛”。[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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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雇了警察部门首脑之后，戈林转而向检察官开刀。司法部门负责人罗伯特·肯普纳一直是纳粹的强烈反对者，主张以恐怖主义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起诉他们。他本应该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解雇，但一个老朋友把他调到了另一个部门，他在那里的工作是检查柏林水道的水位。他坚持到了9月，最后还是被解雇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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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希特勒解散了公务员体系。《职业公务员制度恢复法》（The 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 of Civil Servants）规定，非雅利安人后裔或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务员将被解雇。由于德国的大学教授被归类为公务员，所以许多犹太人教授，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授失去了他们的终身教职。同时，法律部门也受到严重影响。到1937年，22%的法学教授被解雇。国际法这一分支学科的情况更糟，34%的教职工被解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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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教育部要求科隆大学提供一份需被解雇的法学教授名单时，名单上只有一个人：汉斯·凯尔森。凯尔森是在自瑞典演讲回来后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决定的。[96]接替凯尔森的法学院院长对前者被解雇感到愤怒，他写了一份长长的抗议请愿书。请愿书指出，凯尔森从未在政治上活跃过，他在战争期间担任法律顾问，是一名授勋军官；凯尔森的免职将对科隆大学造成巨大损失，也将损害德国的国际声誉。[97]除了卡尔·施米特，所有的法学院教员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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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斯·梅耶说，施米特是解雇凯尔森的罪魁祸首。“春季学期伊始”，施米特出现在科隆大学，“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立即解雇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汉斯·凯尔森。凯尔森就被解雇了”。[98]不管梅耶的报告是否准确，施米特对驱逐教授这事的支持确实是不遗余力的。“有关公务员、医生和律师的新规定清除了公共生活中非雅利安人的外来成分，”施米特在科隆的纳粹报纸上写道，“我们再次学会了歧视。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学习区分朋友和敌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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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尽管这么说可能存在把责任推给受害者的嫌疑，但有件事确实令人费解：凯尔森竟然信任施米特。毕竟，没有人比凯尔森更符合施米特对敌人——“他者、陌生人……本质上是不同的和异质的”——的定义。[100]因为，他是一个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一个假装的新教徒（以前是一个假装的天主教徒）、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自由派议会民主主义者，他坚定地相信法院是宪法的捍卫者，对施米特的提议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且是一个更杰出的学者。同时，施米特性格有问题也不是什么秘密。阿登纳警告教职工，施米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可能会破坏教职工之间的和谐关系”。[101]凯尔森知道这些告诫，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了解施米特的行为，但是，想到教职员工中有一位值得与之竞争的知识分子，他感到很高兴。[102]凯尔森不仅符合施米特对敌人的定义，也符合他对自由主义者的讽刺：无法区分敌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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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这份请愿书没有得到教育部新官员的同情。9月11日，凯尔森接到通知，他将于1934年1月1日被迫退休。在这场新的“学术音乐椅游戏”（academic musical chairs）[103]中，来自莱比锡的年轻国际法教授赫尔曼·雅赖斯（Hermann Jahrreiss）取代了凯尔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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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也迎来新的机遇。这个出身卑微、默默无闻的人终于准备走出黑暗，步入灯火通明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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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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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幸的是，人们需要他们。否则，人们可能——我不知道——会把他们消灭掉或什么的。但不幸的是，人们需要他们。”[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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