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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钱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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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张伯伦·钱勒（William Chamberlain Chanler）是真正的纽约上层社会人士。[65]他的出身可以追溯到新尼德兰殖民地（New Netherlands Colony）第一任总督彼得·斯特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以及从皮草商人转型为纽约市房地产大亨的曾祖父老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Sr.）。他的父亲刘易斯·斯特伊弗桑特·钱勒（Lewis Stuyvesant Chanler）兄弟姐妹10个。由于父母不幸过早地去世，他们成了“阿斯特孤儿”，同时也继承了父母留下的阿斯特家族财产。[66]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威廉·钱勒进入了温斯洛普-史汀生-帕特南和罗伯茨律师事务所（Winthrop. Stimson，Putnam and Roberts）从事法律业务，这是一家有着强烈国际主义倾向的华尔街“白鞋”律师事务所[67]。它由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创始主席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创立。多年来，亨利·史汀生一直是这家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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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华尔街律师和金融家一样，钱勒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公民美德。因此，当美国参战后，47岁的钱勒毅然弃笔从戎，赶赴前线。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钱勒被任命为占领区盟国军政府的最高军事官员，负责北非、西西里以及后来的意大利南部占领区。他起草了许多军政府占领法。[69]他也是第一个试图起诉在任国家元首违反《非战公约》的美国政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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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贝尼托·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加入了《非战公约》，但他从未把它当回事，他以特有的咆哮向他的众议院宣布：“我们签署了《非战公约》。我给它的定义是，它是崇高的。现实中，它是如此崇高，甚至可以称之为超验的（transcendental）。”[70]他的听众都笑了起来。他们理解了自己领导人传递的信息：《非战公约》太过虚幻，因而毫无意义。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姿态，一种没有任何支撑的虔诚。一纸协定怎么能约束领袖的意志呢？国际联盟对他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软弱反应证实了它的无能。但墨索里尼并没有笑到最后。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各国逐渐认识到不作为的代价并学会如何运用《非战公约》的精神和相关条款，该公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有效。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已经变得多么超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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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25日下午5点，当他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开进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ctor EmmanuelⅢ）王宫的车道上时，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墨索里尼不仅把这位五英尺高的君主当作朋友，也把他当作傀儡。因此，当这位国王称这位法西斯独裁者为“意大利最可恨的人”并将其逮捕时，墨索里尼大为震惊。[71]考虑到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国还能做笔交易，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迅速把他带到了位于亚平宁山脉上一个与世隔绝的高山滑雪胜地帝王台（Campo Imperatore）。钱勒意识到，墨索里尼被捕，机会来了。于是，他与另一名同事一起起草了一份起诉书，指控墨索里尼违反《非战公约》，犯了多项罪名：第一项罪名是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其他几项罪名是侵略英国、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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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钱勒起草的起诉书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1943年9月12日，墨索里尼在希特勒亲自下令的一次大胆突袭中被救了出去。[73]希特勒曾向术士占卜朋友墨索里尼的下落。此次行动由奥地利突击队队员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领导，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因为左脸颊上有多处决斗留下的伤口，所以绰号“疤脸”（Scarface）。他还因在特种作战中的丰富技能而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人”。[74]他率领一个由滑翔兵和伞兵组成的中队击败了看守墨索里尼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斯科尔策尼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坡度假地着陆后，冲上了关押墨索里尼的大楼的楼梯，喊道：“领袖，元首派我来解救你！”墨索里尼回答说：“我就知道，我的朋友是不会放弃我的！”[75]墨索里尼被护送至希特勒那里，二人兴高采烈地团聚。最后，他以纳粹德国在加尔达湖边的一个傀儡小国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Italian Socialist Republic）领导人的身份回到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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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钱勒没有成功地起诉墨索里尼，但当他1944年回到华盛顿时，他却能够用同样的法律理论来解决一些问题。当时，前身为伦敦国际大会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在侵略战争问题上陷入僵局。劳特派特的导师阿诺德·麦克奈尔（Arnold McNair）爵士认为，根据国际法，发动侵略战争并非犯罪，但博胡斯拉夫·埃切尔不同意这种观点。[76]由于担心麦克奈尔会占上风，史汀生指示美国代表，在美国政府研究这一问题期间拖延时间。[77]钱勒给史汀生写了一份长篇备忘录，日期为“11月30日”，阐述了一年前他在意大利最先提出的法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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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勒与埃切尔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认为，《非战公约》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罪行，即国际侵略罪，它只是取消了在发动战争符合国际法的时代侵略者所享有的任何豁免。如今，侵略者不再是合法的战斗人员，而是普通的罪犯。[78]钱勒预料到被告会辩护说自己“被指控的行为是合法的战争行为”，他回应说，这样的“辩护无效，因为被告违反了《非战公约》，因而不是合法的交战方”。[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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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人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思路上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但钱勒声称，他的思想并非来自埃切尔，不过当时至少有一份埃切尔的备忘录在美国战争部传阅。[80]在10年后的一封信中，钱勒声称，他“当时的理论基于费尔肯菲尔德的第五版《奥本海国际法》，其中有一个脚注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该理论”。[81]不幸的是，钱勒的回忆是错误的。因为《奥本海国际法》第五版的编辑是赫希·劳特派特，而不是恩斯特·费尔肯菲尔德（Ernst Feilchenfeld）。而且，也不清楚钱勒心里想的是哪个脚注。[82]劳特派特有可能是钱勒最初的灵感来源，但前者是如何影响后者的，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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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史汀生强烈希望以侵略罪起诉轴心国领导人，但他朋友备忘录所阐述的观点并不能让他信服。他形容钱勒的论点“发人深省”，但也让他很紧张。在给自己的副手杰克·麦克洛伊（Jack McCloy）的一份封页备忘录（cover memo）[83]中，史汀生认为，钱勒的观点“比国际思想的进步略微超前一点”。尽管如此，它“很值得您和您的委员会审阅一番”。[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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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确实审阅了，但他们也很紧张。他们写了一份备忘录作为回应。这份充满质疑的备忘录并没有直接提到钱勒的论点，但不难看出是什么困扰了它的作者们。[85]钱勒的理论不仅新颖，而且对军事律师来说也有危险的含义。因为如果轴心国领导人是非法的交战者，如果他们如同钱勒所言，与墨西哥传奇革命人物潘乔·维拉（Pancho Villa）这样的游击战士没有区别的话，那么他们将不受战争法的保护。[86]他们将无权享有给予合法交战者的保护，他们将因战争中的行为而被处以死刑。更糟糕的是，轴心国的士兵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如果同盟国采取这样的立场，那么轴心国也会采取同样的立场。他们会宣称同盟国是侵略者。这样的话，战争法将会失效，到时候双方都会声称对方违反了《非战公约》，每方都将对方视为游击队员而不是受保护的士兵，可以立即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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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勒不打算放弃。他试图通过迂回方式说服那些怀疑他的人。由于出身于一个上层社会家庭，他从小就对社交网络有着敏锐的理解，也知道如何通过正确的途径来解决官僚体制中的棘手问题。钱勒知道他需要总统的“支持”，于是他找到了约翰·伯蒂格（John Boettiger）寻求支持。伯蒂格是钱勒在五角大楼的同事，他的妻子碰巧是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兼亲信安娜·罗斯福（Anna Roosevelt）。当伯蒂格去海德公园和岳父母一起度假时，钱勒在他的备忘录中附上了一封只有半页的简短信件，让他的朋友递交给总统。[87]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但1945年1月3日，总统草签了钱勒的封页备忘录，并给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写了如下便签：“请向我提交一份有关战争罪行委员会工作进程的简要报告，特别是美国代表对针对希特勒和主要纳粹战犯的指控的态度。这些指控应该包括对违反《非战公约》发动侵略战争的起诉。”[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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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派现在处于上风，他们开始计划起诉轴心国领导人违反了《非战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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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杰克逊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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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了钱勒的备忘录三个月后，罗斯福总统逝世了。第二天，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邀请此时担任美国最高法院 大法官的罗伯特·杰克逊给他的前工作人员[89]讲讲总统的生平。在司法部大厅，杰克逊面对一群听众向罗斯福致敬时，他将罗斯福所指挥的压倒性军事力量与他更加强大的道德权威进行了比较。[90]“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恺撒、汉尼拔、拿破仑、希特勒，他们都没有指挥过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但他真正代表的是人类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追求，而这些从未如此热情地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91]杰克逊竭力控制自己勉强讲完，直到最后情绪崩溃。结束时，他强作振奋，说总统看到了“他所付出的努力已经带领着我们的国家走向胜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也正走在“永无尽头的通往和平之路”[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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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后，杰克逊动身前往卡尔顿酒店，美国国际法学会正在这里举行年会。杰克逊在向与会律师讲话时宣布，他将站在那些“及时且坚定地承认自己的信仰……根深蒂固地相信国际法是一个存在的、坚不可摧的现实”的人一边。此番讲话的主要议题是战争罪法庭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杰克逊没有明确表态。作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任何政治辩论中都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但是，他强调，如果举行审判，就必须是真正的审判。“如果我们进行的司法审判是一场闹剧，那么势必将摧毁人们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虽然杰克逊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对即决处决进行审判，但他暗示了自己真正的同情：“当然，如果寻求的是善意审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像有些人那样，为战犯的司法管辖权或为找到现有的和公认的法律来确定有罪标准而烦恼。”[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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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一定知道，新一届美国政府会将这篇在《华盛顿邮报》周日版上发表的公开演讲解读为严肃的兴趣表达。美国政府注意到了他的建议。[94]两周后，负责战争罪政策的政府官员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找到杰克逊，看他是否真的有兴趣被任命为审判纳粹领导人的美国首席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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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勒声称，他把杰克逊推荐给了史汀生，并通过伯蒂格推荐给了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无论是在与史汀生上校的私下谈话中，还是通过我在民事部门的同事约翰·伯蒂格推荐，我都强烈敦促任命杰克逊大法官为美国首席检察官。这种任命，就如我们在五角大楼常说的那样，是‘最高级别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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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杰克逊并不奇怪，因为他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新一届美国政府意识到，杰克逊将《非战公约》视为一份革命性的文件，认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立法和战争法。[96]它也知道杰克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公务人员。他几乎担任过政府所有最高级法律职位：美国税务总局总法律顾问、司法部副部长、司法部长，现在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尤其与战争罪检察官相关的是，杰克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出庭律师。与出身优越的威廉·钱勒不同，罗伯特·杰克逊与从政之前担任过小镇法官的哈里·杜鲁门一样，是白手起家的人。杰克逊最初是纽约詹姆斯敦（Jamestown）的一名乡村律师，他曾经在谷仓里审理过一个案子，后来又为一起关于一头荷尔斯泰因-泽西杂交奶牛的父权案子提起诉讼。[97]他是最后一位并非法学院毕业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杰克逊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和雄辩的演说家。他阅读广泛，文章旁征博引。他身材短小粗壮，额头上发线中间向下突出，大脸庞，但他穿着优雅，通常是一套三件套的衣服，口袋里塞着手帕和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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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天生是一个实干家，他对司法部门的严格限制感到沮丧。他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觉得自己“没有做任何促进人们努力消除战争的事情，也没有做多少与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相比显得非常重要的事情”。[98]此外，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正在成为一个世纪审判，如果不是历史审判的话。在他获此任命的时候，五名主要被告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海因里希·希姆莱、约瑟夫·戈培尔和赫尔曼·戈林。[99]4月29日，他接受了这个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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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几天之内，前四名被告就无法出庭受审了。4月28日，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在逃亡瑞士的途中被游击队俘获。他们把他俩靠在一堵石墙上，用机枪扫射处决了他们。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的埃索加油站顶上示众，后来被一群暴徒砍下来并加以侮辱。[100]听到墨索里尼的下场后，希特勒决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类似的命运。4月30日，他和结婚不到40个小时的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一起自杀了。他头部中弹，她服下了氰化氢。希特勒首先在他的爱狗布隆迪身上测试了氰化氢的药效。第二天，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在毒死自己熟睡中的六个孩子之后也自杀了。[101]希姆莱活得最久。5月8日，他被盟军俘虏后咬破了氰化物胶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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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克逊来说幸运的是，纳粹恶魔谱上的其他恶魔还活着。5月9日，戈林向美军投降。戈林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逃避纳粹对他的死刑判决，因为在希特勒还活着的时候，他要接管德意志帝国指挥权，此举惹怒了希特勒，要处决他。戈林还抱有一种幻想，希望可以通过说服别人来摆脱困境，他一再要求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他不是唯一心存妄想的人。6月14日，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在汉堡的一间公寓里被发现的，他穿着粉红和白色的睡衣躺在床上。他后来告诉审讯他的人，自己正在为“已故元首”执行一项任务。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希特勒真的死了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回答说：“我非常确定他死了，但也有可能我错了。”[102]这只德国头号鹦鹉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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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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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斯福总统于4月12日去世时，新近被解放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在集中营入口处升起一面黑旗，向他致敬。[103]几天后，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下达命令，强制邻近城市魏玛的居民参观该集中营。[104]他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系列陈列着的刻有图案的羊皮纸。当他们走近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些画布样的东西是带有精美文身的大块人肉。这些标本是为一位正在写有关文身主题论文的德国医生以及司令官的妻子准备的。司令官的妻子喜欢皮肤艺术，她会挑出身上有特殊标记的在押人员的皮肤供她收藏。那些还没有昏倒的参观者被领着走过肮脏的营房，营房里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和垂死的在押人员。接着，他们从另一些人身边经过，这些人虽然走得动路，却像僵尸一样在场地里漫无目的地拖着脚走来走去。然后，参观者们被带进纳粹医生在在押人员身上做实验的实验室，令人毛骨悚然的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装满人体器官、内脏和萎缩的头颅的罐子。他们观察了一些勉强活下来的病人，他们被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以便研制一种治疗德国人的血清。这个实验室里的死亡率是98%。隔壁实验室以儿童为实验对象。在那里，德国参观者看到一名来自布达佩斯的9岁犹太男孩，他被注射了好几剂斑疹伤寒病毒。他精神还不错。当被问及父母在哪里时，他回答说：“我父亲被杀死了，我母亲被烧死了。”然后他们被带到58号营房，那里关押着病情最严重的在押人员。火葬场恰好就在隔壁。这是一座单层的红砖建筑，屋顶是红瓦。营房前是一堆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尸体。火葬场配备了加速烤炉，目的是把尸体烧成粉末。仿佛这还不够可怕似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酷刑室。受害者必须站在一个矮凳上，然后在其脖子上套上套索，这时下一个受害者就被迫把他们脚下的凳子踢开。[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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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8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过这个故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报纸上充斥着关于纳粹暴行的报道。但即使来自其他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达豪集中营、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噩梦般的消息充斥着美国媒体，那些负责美国战争罪行政策的人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侵略罪上。对他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战争审判的主题不是大屠杀，而是战争本身。根据史汀生的说法，战争罪的策划者们均围绕着这一想法，即需要“一次大审判，通过这次审判，我们可以证明纳粹发动极权主义侵略战争的整个阴谋，以及其在战争过程中违反了所有限制不必要的残忍和破坏的规则”。[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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