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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勒声称，他把杰克逊推荐给了史汀生，并通过伯蒂格推荐给了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无论是在与史汀生上校的私下谈话中，还是通过我在民事部门的同事约翰·伯蒂格推荐，我都强烈敦促任命杰克逊大法官为美国首席检察官。这种任命，就如我们在五角大楼常说的那样，是‘最高级别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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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杰克逊并不奇怪，因为他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新一届美国政府意识到，杰克逊将《非战公约》视为一份革命性的文件，认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立法和战争法。[96]它也知道杰克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公务人员。他几乎担任过政府所有最高级法律职位：美国税务总局总法律顾问、司法部副部长、司法部长，现在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尤其与战争罪检察官相关的是，杰克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出庭律师。与出身优越的威廉·钱勒不同，罗伯特·杰克逊与从政之前担任过小镇法官的哈里·杜鲁门一样，是白手起家的人。杰克逊最初是纽约詹姆斯敦（Jamestown）的一名乡村律师，他曾经在谷仓里审理过一个案子，后来又为一起关于一头荷尔斯泰因-泽西杂交奶牛的父权案子提起诉讼。[97]他是最后一位并非法学院毕业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杰克逊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和雄辩的演说家。他阅读广泛，文章旁征博引。他身材短小粗壮，额头上发线中间向下突出，大脸庞，但他穿着优雅，通常是一套三件套的衣服，口袋里塞着手帕和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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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天生是一个实干家，他对司法部门的严格限制感到沮丧。他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觉得自己“没有做任何促进人们努力消除战争的事情，也没有做多少与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相比显得非常重要的事情”。[98]此外，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正在成为一个世纪审判，如果不是历史审判的话。在他获此任命的时候，五名主要被告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海因里希·希姆莱、约瑟夫·戈培尔和赫尔曼·戈林。[99]4月29日，他接受了这个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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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几天之内，前四名被告就无法出庭受审了。4月28日，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在逃亡瑞士的途中被游击队俘获。他们把他俩靠在一堵石墙上，用机枪扫射处决了他们。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的埃索加油站顶上示众，后来被一群暴徒砍下来并加以侮辱。[100]听到墨索里尼的下场后，希特勒决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类似的命运。4月30日，他和结婚不到40个小时的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一起自杀了。他头部中弹，她服下了氰化氢。希特勒首先在他的爱狗布隆迪身上测试了氰化氢的药效。第二天，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在毒死自己熟睡中的六个孩子之后也自杀了。[101]希姆莱活得最久。5月8日，他被盟军俘虏后咬破了氰化物胶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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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克逊来说幸运的是，纳粹恶魔谱上的其他恶魔还活着。5月9日，戈林向美军投降。戈林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逃避纳粹对他的死刑判决，因为在希特勒还活着的时候，他要接管德意志帝国指挥权，此举惹怒了希特勒，要处决他。戈林还抱有一种幻想，希望可以通过说服别人来摆脱困境，他一再要求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他不是唯一心存妄想的人。6月14日，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在汉堡的一间公寓里被发现的，他穿着粉红和白色的睡衣躺在床上。他后来告诉审讯他的人，自己正在为“已故元首”执行一项任务。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希特勒真的死了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回答说：“我非常确定他死了，但也有可能我错了。”[102]这只德国头号鹦鹉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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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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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斯福总统于4月12日去世时，新近被解放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在集中营入口处升起一面黑旗，向他致敬。[103]几天后，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下达命令，强制邻近城市魏玛的居民参观该集中营。[104]他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系列陈列着的刻有图案的羊皮纸。当他们走近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些画布样的东西是带有精美文身的大块人肉。这些标本是为一位正在写有关文身主题论文的德国医生以及司令官的妻子准备的。司令官的妻子喜欢皮肤艺术，她会挑出身上有特殊标记的在押人员的皮肤供她收藏。那些还没有昏倒的参观者被领着走过肮脏的营房，营房里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和垂死的在押人员。接着，他们从另一些人身边经过，这些人虽然走得动路，却像僵尸一样在场地里漫无目的地拖着脚走来走去。然后，参观者们被带进纳粹医生在在押人员身上做实验的实验室，令人毛骨悚然的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装满人体器官、内脏和萎缩的头颅的罐子。他们观察了一些勉强活下来的病人，他们被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以便研制一种治疗德国人的血清。这个实验室里的死亡率是98%。隔壁实验室以儿童为实验对象。在那里，德国参观者看到一名来自布达佩斯的9岁犹太男孩，他被注射了好几剂斑疹伤寒病毒。他精神还不错。当被问及父母在哪里时，他回答说：“我父亲被杀死了，我母亲被烧死了。”然后他们被带到58号营房，那里关押着病情最严重的在押人员。火葬场恰好就在隔壁。这是一座单层的红砖建筑，屋顶是红瓦。营房前是一堆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尸体。火葬场配备了加速烤炉，目的是把尸体烧成粉末。仿佛这还不够可怕似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酷刑室。受害者必须站在一个矮凳上，然后在其脖子上套上套索，这时下一个受害者就被迫把他们脚下的凳子踢开。[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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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8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过这个故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报纸上充斥着关于纳粹暴行的报道。但即使来自其他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达豪集中营、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噩梦般的消息充斥着美国媒体，那些负责美国战争罪行政策的人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侵略罪上。对他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战争审判的主题不是大屠杀，而是战争本身。根据史汀生的说法，战争罪的策划者们均围绕着这一想法，即需要“一次大审判，通过这次审判，我们可以证明纳粹发动极权主义侵略战争的整个阴谋，以及其在战争过程中违反了所有限制不必要的残忍和破坏的规则”。[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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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甚至不想将与大屠杀有关的指控包括进去。这并非他麻木不仁或反犹太。而是因为他认为盟国没有起诉这类行为的法定权威，尽管这些行为令人憎恶。“对于那些在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在德国犯下暴行但与战争无关的人，我很难找到方法让军事委员会进行审判和定罪。”[107]在史汀生看来，这些暴行不是国际法庭可以起诉的罪行。杰克逊设法把大屠杀罪行强行纳入即将到来的审判，但也只能通过将其与战争联系起来。他说：“这一灭绝犹太人和破坏少数民族权利的计划之所以引起国际关注，是因为它是非法战争计划的一部分。”[108]在杰克逊看来，纳粹之所以可能会因为大屠杀而被起诉，是因为大屠杀是违反《非战公约》而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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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的决心从他担任首席检察官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得很明显。当他修改了美国人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通过的宪章草案时，他确保了发动侵略战争罪是优先要被起诉的罪行。他重新起草了指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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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违反战争习惯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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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违反国际法或国际条约，以武力入侵或以武力威胁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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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违反国际法或国际条约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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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发动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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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诉诸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或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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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指控清单中冗长的指控表明，杰克逊是多么坚定地主张即将到来的审判是关于违反《非战公约》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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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一周年纪念日，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公开报告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发动不正当战争的罪行，”杰克逊宣称，“包括所有较轻的罪行。”[110]他为这种解决方案提出的法律依据无他，正是埃切尔-钱勒理论。“战争必然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杀戮、财产破坏和压迫。”[111]旧世界秩序“为追求战争合法化，为那些本应是犯罪的行为披上了一层保护的外衣”。[112]《非战公约》已经剥去了那层保护的外衣。杰克逊总结道，新世界秩序“已经废除了这种辩护，即那些煽动或发动战争的人是在从事合法行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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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这样的公开立场，杰克逊已经制造了一种困境。拟议中的战争罪法庭本来不是美国的事情。它被设想为一个国际法庭，由盟国共同努力来惩罚轴心国战犯。但是，当6月底盟国聚集伦敦为即将到来的审判制定规则时，各国代表却几乎不能达成一致。法国代表团对杰克逊的方案持敌对态度。法国代表安德烈·格罗斯（Andre Gros）坚持认为，国际法中不存在侵略罪。如果盟国实施杰克逊的计划，批评人士将正确地宣称，侵略指控仅仅是“四个人炮制出来的，仅仅是四个单个的人”，只不过是“事后法”。[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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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曾怀疑在早些时候的旧金山会议上，法国并不赞同侵略指控，因为当时国际法教授儒勒·巴德旺（Jules Basdevant）称侵略指控“非常脆弱”。但现在杰克逊无法相信法国人会拒绝他的方案，因为在近代史上，法国人是反复遭受德国侵略的受害者。“上帝保佑我们远离教授！”他在日记里义愤填膺地写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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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教授们挽救了杰克逊。在伦敦谈判期间，赫希·劳特派特担任杰克逊的非正式顾问。7月间，杰克逊两次前往剑桥咨询，特别是关于侵略的法律问题。关于如何组织这些随意安排的指控，杰克逊也听从了劳特派特的建议。劳特派特提出了三种明确的分类：（1）破坏和平罪；（2）普通战争罪；（3）反人类罪。这种组织方式直观明了，它成了即将到来的审判的标准。[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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