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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曾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提出，敌人不必憎恨他的对手。他必须把敌人视为必须消除的一个存在的威胁、一个致命的危险。[71]战后，施米特的主要敌人卡尔·罗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就持这种态度。过去，罗文斯坦钦佩施米特，关注他的学术研究，甚至与他通信联系过。但战争结束后，为了逮捕施米特，他比任何人都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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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罗文斯坦出生于慕尼黑的一个犹太家庭，比施米特小三岁。[72]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都从事法律工作，同时著述颇丰。他和施米特交流学术作品，并在各自的出版作品中引用对方的观点。1931年，罗文斯坦设法在慕尼黑大学谋得一份教职，但两年后，因纳粹解雇犹太公务员而失去了这份工作。随后，他逃到了美国，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工作了两年，之后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获得了一个教授政府学的终身职位。罗文斯坦发表了许多关于纳粹法律的文章，并且由于他在该领域的专长，1945年，他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加入了柏林的占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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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斯坦到达德国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逮捕卡尔·施米特。他的飞机于8月7日抵达柏林，13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个记号，“与［辨认不出］ 确认（Conf.）关于卡尔·施米特的情况”。[73]第二天的日记中有一个打印的条目：“撰写关于逮捕卡尔·施米特的备忘录。”[74]接下来一天，8月15日，他试图逮捕施米特，但没有成功。“似乎没有人对承担管辖权感兴趣（inteested）[75]。皮球从一个部门被踢到另一个部门。”[76]第二天，他又试了一次，直接来到公共安全办公室。在那里，“没什么兴趣”。[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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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斯坦没有放弃。9月13日，他与两名男子就“调查卡尔·施米特”一事开了一次会。他还“研究了有关施米特的各种材料”。[78]9月26日，军政府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卡尔·施米特。[79]8天后，罗文斯坦去了施米特的公寓，随后建议没收他的大量藏书，供占领当局使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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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斯坦在11月中旬完成了一份关于施米特的备忘录。正如文学理论家维尔纳·索罗斯（Werner Sollors）观察到的，他的逮捕报告读起来像一封推荐信。[81]这份报告把施米特描述为“最重要的政治科学家”“一个近乎天才的人”“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善于剥茧抽丝、由表及里”“少有的将学习与想象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然而，罗文斯坦接着说，施米特“滥用天赋，助纣为虐”。他在“长剑之夜”中对政治暗杀的辩护使得希特勒对世界其他地区采取的非法行动合法化，并且他的大空间理论“为纳粹政权追求世界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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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不仅在德国有影响力，罗文斯坦补充道，作为极权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的主要思想家，他世界闻名，尤其在法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影响深远。“几乎没有一个当代作家能像卡尔·施米特那样对他的时代产生如此大的影响。”[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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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斯坦并不是简单地想要惩罚施米特的罪行。他想保护德国和世界不受其思想的影响。施米特的危险就在于他的天赋，在于他能使非理性的东西显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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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终结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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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在不同的拘留营里待了一年。在监禁期间，他担忧自己会性命不保。20年前他在柏林演讲厅预言的事件已经发生。现在，德国的敌人们利用《非战公约》的规定来起诉德国领导人，他们在依照这个预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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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害怕文明世界的到来。1946年的某个时候，在被囚禁期间，他为刚刚崩溃的法律秩序写了一篇悼词。就像施米特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既令人感动又令人反感；它似乎是真诚的，但同时也是自私的；它充满了不可否认的才华、惊人的博学和明显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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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主要哀叹的是将战争定为犯罪。他认为，非法化战争的规定正被用作战争的武器，但其致命作用却被掩盖了。“一个人一旦坐在法庭上成了被告，”施米特写道，“他将永远被打上敌人的烙印。”[84]像纽伦堡这样的刑事审判以和平的名义把军事斗争变成了道德上的十字军东征，极大地增加了未来的风险。那些被认为是人类敌人的人正在失去他们的人权。他说：“革命性军事法庭和世界法庭的建立不会减少恐怖，只会使其升级。”[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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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求助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那位“被外国征服者强加的，因一位奴隶之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86]他在牢房里祈祷时，有过一次神秘的经历。他说，“有时，关押我们俘虏的大门突然打开，然后一个秘密通道出现了”。[87]施米特把自己想象成可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伟大人物，以及欧洲公法、旧世界秩序的创造者比肩的人物。即使他的书籍被充公了，他也会在思想上和这些干涉主义者进行交流。“接触和对话出现了，思想的力量无穷无尽。”[88]他同维多利亚、真蒂利和格劳秀斯对话。“我爱他们。他们属于我们的阵营。”[89]但他最认同的是政治理论家让·博丹（Jean Bodin）和托马斯·霍布斯，他们宣扬绝对国家的美德。“对我来说，这两位宗教战争时期的人物变成了活生生的同时代人。他们是我的兄弟，我们超越几个世纪成了一家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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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伟大人物建立了一种法律秩序，作为克服血腥宗教战争的良方。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血腥内战的合法恐怖”将再次占据主导地位。[91]“我是欧洲公法的最后一位代表，是它存在意义上的最后一位老师和科学家，也是其终结的见证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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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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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施米特被无罪释放，10月10日，他回到家中。[93]但1947年3月16日，他再次被捕，被送往纽伦堡，并被单独监禁在司法宫中。施米特似乎不知道他为何再次被捕。他的妻子杜丝卡写信给赫尔曼·雅赖斯，想要问个究竟，但没得到任何回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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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记录显示，罗伯特·肯普纳要求将施米特转送到纽伦堡。[95]但追究施米特罪责的想法是否出自肯普纳，尚不清楚。[96]这可能是罗文斯坦的想法。他于1946年9月离开德国，但一直与肯普纳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97]肯普纳也是弗朗茨·诺伊曼的朋友。此时，弗朗茨·诺依曼刚刚完成了《巨兽》的写作，这是一本研究德国纳粹的著作。在书中，他认为施米特在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以及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提供正当性理由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45年，诺伊曼离开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去纽伦堡协助杰克逊大法官，负责搜集证据。另一种可能性是，真正主张再次逮捕施米特的人是奥西普·弗莱希特海姆（Ossip Flechtheim）。1933年，弗莱希特海姆是科隆大学的博士生。当时，他请施米特做他的博士导师，但施米特拒绝了。弗莱希特海姆以为，他被拒绝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但实际上，弗莱希特海姆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施米特不想指导共产主义者。弗莱希特海姆只得跟着凯尔森在日内瓦继续完成学业。后来，他在纽约做弗朗茨·诺伊曼的研究助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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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斯坦、肯普纳、诺伊曼和弗莱希特海姆都是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憎恨施米特。[99]他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人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过，他们可能对他怀恨在心。但现在逮捕他不仅仅是出于报复，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真诚地认为施米特应该被当作战犯来起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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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施米特被送到纽伦堡。肯普纳在司法宫对他进行了四次审讯。[101]根据这些审讯记录，肯普纳似乎对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最感兴趣。他确信，施米特的著作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正当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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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讯是在4月3日，当时气氛很紧张。“你没有为这些行为提供思想基础吗？”肯普纳问道。“没有。”施米特回答说。“能这样解读你的作品吗？”肯普纳接着问道。“我想不能——读过我的作品的人不会这么认为。”施米特回答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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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相信，施米特没有说实话。毕竟，施米特是“第三帝国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施米特以同样的不信任回应肯普纳的怀疑：“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揣度一个1936年在《黑色军团》上被公开诋毁的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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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想让知识分子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承担责任，为此，他要求施米特以书面形式证明其主张具有正当性。他说：“我们认为，为整个战争提出理论和计划的人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府执行机构、经济和军事部门同等重要。或许，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东西写下来。但是，你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为希特勒的大空间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吗？”[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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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长篇回应中，施米特将他的大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政策区分开来。根据施米特的说法，大空间理论不是一种关于生物学的、种族的理论。它没有主张德国拥有基于种族优越性而征服其他国家的权利。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他的理论被纳粹的骨干分子谴责为“非民族主义理论”（unvölkisch）——也就是“不是种族主义理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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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施米特在纽伦堡判决中寻求庇护，引用判决结果作为“对我的行为进行评估和判断的先例”。[106]根据国际军事法庭的规定，没有参加战争计划秘密会议的人不应被追究策划或准备侵略战争的责任。“人们对弗里切的最终评价，也同样适用于我，”施米特恳求道，“‘他从来没有被认为重要到这种程度，即他卷入了导致侵略战争的计划的讨论当中。’”[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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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似乎被施米特说服了，于是同意释放他。在4月28日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肯普纳问起施米特与纳粹政权的合作情况，当时气氛比较友好。[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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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那个时候，你写这些东西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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