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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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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施米特被无罪释放，10月10日，他回到家中。[93]但1947年3月16日，他再次被捕，被送往纽伦堡，并被单独监禁在司法宫中。施米特似乎不知道他为何再次被捕。他的妻子杜丝卡写信给赫尔曼·雅赖斯，想要问个究竟，但没得到任何回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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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记录显示，罗伯特·肯普纳要求将施米特转送到纽伦堡。[95]但追究施米特罪责的想法是否出自肯普纳，尚不清楚。[96]这可能是罗文斯坦的想法。他于1946年9月离开德国，但一直与肯普纳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97]肯普纳也是弗朗茨·诺伊曼的朋友。此时，弗朗茨·诺依曼刚刚完成了《巨兽》的写作，这是一本研究德国纳粹的著作。在书中，他认为施米特在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以及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提供正当性理由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45年，诺伊曼离开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去纽伦堡协助杰克逊大法官，负责搜集证据。另一种可能性是，真正主张再次逮捕施米特的人是奥西普·弗莱希特海姆（Ossip Flechtheim）。1933年，弗莱希特海姆是科隆大学的博士生。当时，他请施米特做他的博士导师，但施米特拒绝了。弗莱希特海姆以为，他被拒绝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但实际上，弗莱希特海姆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施米特不想指导共产主义者。弗莱希特海姆只得跟着凯尔森在日内瓦继续完成学业。后来，他在纽约做弗朗茨·诺伊曼的研究助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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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斯坦、肯普纳、诺伊曼和弗莱希特海姆都是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憎恨施米特。[99]他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人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过，他们可能对他怀恨在心。但现在逮捕他不仅仅是出于报复，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真诚地认为施米特应该被当作战犯来起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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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施米特被送到纽伦堡。肯普纳在司法宫对他进行了四次审讯。[101]根据这些审讯记录，肯普纳似乎对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最感兴趣。他确信，施米特的著作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正当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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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讯是在4月3日，当时气氛很紧张。“你没有为这些行为提供思想基础吗？”肯普纳问道。“没有。”施米特回答说。“能这样解读你的作品吗？”肯普纳接着问道。“我想不能——读过我的作品的人不会这么认为。”施米特回答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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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相信，施米特没有说实话。毕竟，施米特是“第三帝国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施米特以同样的不信任回应肯普纳的怀疑：“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揣度一个1936年在《黑色军团》上被公开诋毁的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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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想让知识分子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承担责任，为此，他要求施米特以书面形式证明其主张具有正当性。他说：“我们认为，为整个战争提出理论和计划的人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府执行机构、经济和军事部门同等重要。或许，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东西写下来。但是，你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为希特勒的大空间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吗？”[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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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长篇回应中，施米特将他的大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政策区分开来。根据施米特的说法，大空间理论不是一种关于生物学的、种族的理论。它没有主张德国拥有基于种族优越性而征服其他国家的权利。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他的理论被纳粹的骨干分子谴责为“非民族主义理论”（unvölkisch）——也就是“不是种族主义理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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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施米特在纽伦堡判决中寻求庇护，引用判决结果作为“对我的行为进行评估和判断的先例”。[106]根据国际军事法庭的规定，没有参加战争计划秘密会议的人不应被追究策划或准备侵略战争的责任。“人们对弗里切的最终评价，也同样适用于我，”施米特恳求道，“‘他从来没有被认为重要到这种程度，即他卷入了导致侵略战争的计划的讨论当中。’”[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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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似乎被施米特说服了，于是同意释放他。在4月28日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肯普纳问起施米特与纳粹政权的合作情况，当时气氛比较友好。[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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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那个时候，你写这些东西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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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今天当然感到羞耻。不过我认为，现在继续翻我们当时蒙受耻辱的旧账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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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纳：我不想翻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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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毫无疑问，这无法启齿。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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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rsch Lauterpacht to Rachel Lauterpacht，November 30，1945，in Elihu Lauterpacht，The Life of Hersch Lauterpac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1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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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ph E. Persico，Nuremberg：Infamy on Trial （New York：Viking，19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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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Thomas Dodd to Grace Dodd，August 14，1945，in Christopher S. Dodd，Letters from Nuremberg：My Father’s Narrative of a Quest for Justice （New York：Crown，20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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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irey Neave，On Trial at Nuremberg （Boston：Little，Brown，19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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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rsico，Nuremberg，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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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ick Atkinson，The Guns at Last Light：The War in Western Europe，1944-1945 （New York：Henry Holt，20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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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becca West，“Extraordinary Exile，” The New Yorker，September 7，19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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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n Kiley，“Architect of Palace of Justice Renovations，” in Witnesses toNurember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Participants at the War Crimes Trials，eds. Bruce M. Stave，Michele Palmer，and Leslie Frank （New York：Twayne，19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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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ger Manvell and Heinrich Fraenkel，Goering：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otorious Nazi Leade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2），114.被捕后称体重时，戈林重120公斤，约265磅。Burton C. Andrus，I Was the Nuremberg Jailer （New York：Coward-McCann，Inc. 19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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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MT，Vol. 13，7 （May 3，1946）（沙赫特的证词）；Andrus，I Was the Nuremberg Jailer，29-30。威尔斯报告说，在1940年3月3日与其会面时，戈林“给人的印象是脸上涂了厚厚的胭脂，但在我们三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这种颜色已经消褪了”，这表明他的面色是由于“某种形式的面部按摩”导致的。Sumner Wellesto FDR，Report of March 3，1940，1，available at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resources/images/psf/psfa00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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