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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Bendersky，“Carl Schmitt at Nuremberg，”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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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Bendersky，“Carl Schmitt at Nuremberg，”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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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Bendersky，“Carl Schmitt at Nuremberg，”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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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尽管他拿到了养老金，但卡尔·施米特被禁止在柏林大学任教。1947年从纽伦堡监狱获释后，他回到了家乡普勒滕贝格。在那里，他接待了许多慕名而来的访客，并影响了新一代的学者。1985年，他在那里去世，享年96岁。施米特的死对头汉斯·凯尔森最终于1945年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的全职教授。因其在法学领域开创性的学术成就，许多大学授予他荣誉。他于1973年去世，享年91岁。奥地利称他为“宪法之父”，发行了一枚印有他肖像的邮票来纪念他。1948年，凯尔森在科隆大学的继任者赫尔曼·雅赖斯恢复在那里的教学工作，并最终成为该大学的校长。1992年，99岁的雅赖斯去世时，《明镜周刊》（Der Spiegel）写道，他在纽伦堡的辩护“创造了德国法律史”。参见“Gestorben，Hermann Jahrreiss，” Der Spiegel，November 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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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结束语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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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除了罗伯特·杰克逊之外，没有人比赫希·劳特派特更能让纽伦堡审判赢得更多的荣誉，或留下更深刻的印记。从他早期呼吁将侵略战争定为犯罪，到他确立起诉书中指控的框架，再到他为英国代表起草的、阐述了诉讼理论基础的演讲稿，国际军事法庭后来的行动均遵循了劳特派特的方案。然而，在开庭辩论之后，他退出了这一历史性的诉讼程序，让他人来执行自己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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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多年来他为使国际法庭得以运作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劳特派特最终决定退出似乎有些奇怪。但在审判期间被详细讲述的纳粹暴行，对这个加利西亚犹太人来说，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抽象概念。杰克逊所说的无数受害者中，就包括劳特派特的整个家族。他的母亲、父亲、姐姐和哥哥都在大屠杀中被杀害了。他的祖父母、姐夫、嫂子、叔伯、姑姨、堂兄妹也都是如此——几乎他的整个大家庭都被杀害了。审判开始时，他对自己的一个侄女能幸存下来抱有希望（后来他发现她活了下来）。[1]除了之前我们引用过的那封写给妻子的、谈及看到“一个主权国家站在被告席上”的“难忘经历”的简短信件之外，劳特派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感情付诸笔端。[2]然而，他儿子说，回家后“他经常因为在睡梦中想起他所听到的纳粹兽行而号啕大哭”。[3]很可能，出现在庭审现场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于是，他就通过二手报告跟踪审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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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从被炸得满目疮痍的纽伦堡隐退至充满田园风光的剑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很高兴能暂时离开纽伦堡一段时间”。[4]在办公室里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之后，他开始创作后来被他称为自己最伟大的作品之一。[5]随着雨果·格劳秀斯逝世三百周年的日子临近，他决心重新研究这个人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个人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国际人物之一——一个神童，几乎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奇迹……是公认的国际法最伟大的倡导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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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没有将文章写成一篇关于格劳秀斯的圣徒传记。并且情况远甚于此。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对格劳秀斯作品中的许多缺陷进行了谴责。他认为，《战争与和平法》是一部“多少有些肤浅、草率和自命不凡的作品”。[7]同时，他还认为，格劳秀斯这部杰作的前半部分致力于阐述那些“看起来与国际法毫无关系”的问题。[8]劳特派特解释说，根据格劳秀斯对国际法的解释，这种关注尤为必要。因为格劳秀斯认为，“导致一场正义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一项法律权利的威胁或实际侵犯，或者拒绝赔偿”。[9]因此，“有必要对因违反法律义务而可能受到影响的实体法加以说明”。[10]他解释说，这部作品还具有“不充分的特征”，因为格劳秀斯使用了大量未发表过的、为雅各布·范·赫姆斯科克撰写的辩护词。这份辩护词是他在多年前为一宗案件撰写的，在这起案件中，他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律顾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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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不仅仅论述很薄弱，至少以现代人眼光看来是这样，而且它还很冷酷。格劳秀斯的作品“似乎将‘就连野蛮的种族都应该感到羞耻的对战争约束的缺乏’提升到了影响国际法规则尊严的地步”。[12]在格劳秀斯的世界观中，“国际法赋予了杀死或伤害所有敌人领土上的人的权利……战争中的俘虏可以被处死。那些投降但未被接受的人也可以被处死……一般来说，根据国际法，任何针对敌人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13]毁灭、掠夺、奴役都是正当的。因此，格劳秀斯的著作非但远没有缓和战争，反而“通过承认战争具有国际法的特征”来支持“不人道的战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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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问道，既然格劳秀斯的观点如此野蛮，他又怎么能如此鼎鼎有名呢？劳特怕赫特总结道，答案很简单：“对格劳秀斯思想的教学方向已经与国际法在其法律和伦理内容方面向真正的法律体系发展的方向相一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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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解释说，格劳秀斯把国际法描述为不仅是一种体系，而且是一种具有某些关键特征的体系。即使规则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些特征仍然存在。尽管《战争与和平法》“对于寻找一项我们假设它适用于当前国际法院案件的法律规则”不再有任何“帮助”，但它对国际法的功能、作用定位和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16]这些贡献依然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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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劳特派特对格劳秀斯式法律体系带来的可怕后果也感同身受。毕竟，他的家人在格劳秀斯使之体系化的世界秩序的残喘中遭到了屠杀。但他依然看到并欣赏格劳秀斯作品背后的天赋。“格劳秀斯，”劳特派特解释道，“设想国家间全部关系由国际法来管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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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逝世300周年在国际法领域标志着一个关键时刻。随着轴心国的投降、联合国的成立，以及纽伦堡正在进行的审判，格劳秀斯开创的旧世界秩序遭遇了决定性的终结。随着旧世界秩序的结束，劳特派特认为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开始，并有机会主张将格劳秀斯作为国际法的守护神，这并不是因为格劳秀斯所拥护的规则是好的、正确的或道德的，而是因为格劳秀斯明白，国际法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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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知道，他这一代不得不坚持这一传统。不过，他可以利用这一传统，对其加以改造。劳特派特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描述这种转变。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既然武力威胁是非法的，那么炮舰外交又将何去何从？如果不能使用武力来强制执行条约，那么条约将如何执行？包括禁止征服在内的国际法将如何执行？毕竟，安全理事会不能对每一项轻微违法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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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人。事实上，《联合国宪章》就预料到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并赋予联合国大会开展研究和提出建议的权力，以鼓励“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及编纂”。[18]劳特派特不久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际法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大会交给它的职责就是制定国际体系的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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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舰外交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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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接受了国际法委员会的职位。他认为这将提供“一个绝佳机会来做具有持久价值的事情”。[19]他的希望很快就遭遇了政治现实的打击。这份工作很繁重，且与其他成员一起工作令他沮丧。“他们是一群无知的人，”他在给妻子雷切尔的信中写道，“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欣赏我的工作。有时他们似乎因为被当作我研讨班的学生来对待而生气。然而，我班上的学生比他们要好得多。”[20]在第一次会议快结束时，劳特派特被选为委员会条约法问题的报告员。令他大为欣慰的是，他可以独自撰写委员会的报告。在9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撰写了一份精彩的、全面的、长达70页的《条约法报告》（Report on the Law of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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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该报告是对现有法律的重述，指出了条约法中那些经受住了《非战公约》和《联合国宪章》带来的巨大变革的持久要素。但报告的某些部分是开创性的——用白代替黑，用黑代替白。也许最突出的例子是题为“没有强制”（Absence of compulsion）的报告第12条，它使因威胁或使用武力而强加的条约无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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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立场是革命性的。就在20多年前，也就是《非战公约》签署的前一年，192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劳特派特承认，炮舰外交虽然令人遗憾，但在法律上却是有效的：“国际法的特殊结构剥夺了条约概念中契约的基本要素之一，即自由声明意志的要求。”[22]传统国际法并不认为强迫会损害条约的有效性，理由很简单：战争是合法的。“如果战争作为一种制度而被允许，那么法律就必然承认成功使用武力的结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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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在为国际法委员会及其成员国撰写的报告中解释说，这些基本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在1928年8月27日《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中，各国宣布，在相互关系中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24]因此，“战争不再是一种法律救济办法，也不再是改变法律的工具”。[25]由于这种“国际社会法律结构的根本变化”[26]，不能再强迫达成协议。[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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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法机构态度的彻底转变引发了国家之间的冲突。毕竟，这样的条约数以百计——如果不是以千计的话。它们仍然有效吗？可以预见的是，那些盯紧枪管的国家急于宣布这些条约无效，而那些端起枪管的国家则警告称，此类声明会破坏稳定。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所代表的美国政府认为，“大量条约，尤其是和平条约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28]国际法委员会同意这一看法。1928年的时候，国际法规则已经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条约无效。旧条约仍然有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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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规则完全颠倒过来，令许多日本人感到困惑。在一份与1946年东京战争审判有关的证词中，入侵中国东北的幕后主谋石原莞尔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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