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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omments by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Parts I，II andⅢ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Drawn up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t its Fourteenth，Fifteenth and Sixteenth Ses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1，no. 4 （October 1967）：1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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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法律的彻底改变后来被写入了一项国际条约，即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该条约第52条规定：“如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获得某项条约，则该条约无效。”参见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May 23，1969，1155 U.N.T.S. 331，at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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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rk R. Peattie，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1975），3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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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Hersch Lauterpacht，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AMS Press，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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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45年设立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是根据1922年《国际联盟盟约》设立的、命名不当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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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auterpacht，The Life of Hersch Lauterpacht，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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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lihu Lauterpacht，“Sir Hersch Lauterpacht：1897-196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no. 2 （January 1997）：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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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第三部分 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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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征服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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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开始于11月一个寒冷的晚上，20名学生聚集在基辅中心广场，等待承诺来此的人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越来越多的人陆续来到这里，他们慢慢地响应通过“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发出的号召，聚集在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sti）。一名帮助引导针对亲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抗议运动的男子通过扩音器对人群发表讲话。他大声疾呼：“乌克兰应该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没有人——即使是身居要职的官员——有权剥夺大多数乌克兰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愿望。”一名戴着蓝黄丝带的妇女随后发言，她的丝带与抗议者挥舞着的欧盟旗帜和乌克兰国旗颜色差不多。她向广场上的一小群人保证，还会有更多的人前来。“这才刚刚开始。今晚也许有几百人，甚至有1000人，但明天就有1万人；之后是10万人，然后是100万人。这是我们拯救这个国家的唯一机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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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几天之内，就有2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象征着运动不断发展的蓝黄丝带随处可见。在亚努科维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之后，抗议升级为骚乱。政府派遣安全警察驱散人群，结果导致抗议人数越来越多。2014年2月20日，独立广场的抗议者人数已超过100万，抗议激进分子发誓，如果亚努科维奇总统不下台，他们将进行武装抵抗。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亚努科维奇和其他主要官员逃离了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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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欢欣鼓舞的激进分子涌进总统遗弃的住所时，他们才发现亚努科维奇的奢华：安装着奢华吊灯的房间让人想起凡尔赛宫，有皮革活动躺椅的私人电影院、装有热水浴缸的湖边浴室、私人水上餐厅、一群鸵鸟、观赏性鸭舍、镀金浴室设备、高尔夫球场、直升机停机坪、巨大的飞机库、大量的青铜和大理石雕像，以及大量商标上印着这位被逐总统头像的白兰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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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庆祝。就在目瞪口呆的激进分子搜寻这座废弃的宫殿时，反对乌克兰新组建政府的声音正在该国东部酝酿。在那里，支持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最多。在克里米亚，亲俄示威者很快就开始了激烈的抗议。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这里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2月27日克里米亚最高议会（Supreme Council of Crimea）和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的办公大楼升起了俄罗斯国旗，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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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议会组织了一场独立公投。乌克兰宪法法院宣布这场精心策划的公投违宪，但公投仍继续进行。[4]不出所料，投票结果压倒性地支持独立。3月17日，克里米亚最高议会宣布克里米亚共和国独立。随后，克里米亚共和国宣布放弃独立，并请求加入俄罗斯。[5]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了这一请求。[6]其他国家的反应是怀疑，接着是愤怒。然而，没有哪个国家会使用武力来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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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宣称，接管克里米亚的目的是“确保克里米亚人民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适当条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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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似乎表明，非法化战争失败了。《非战公约》的签署被认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征服曾经是一个国家确立合法权利的必要手段，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错误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成了犯罪。事实上，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克里米亚正是二战期间盟国最终达成后来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协议的地方。当时，罗斯福总统宣布，这份文件将标志着“所有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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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的预言并没有错。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看待克里米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它发生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事件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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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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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看看在漫长的时间里，国家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需要考察在军事冲突中获取领土的情况有多普遍？更重要的是，自宣布战争非法以来，战争发生的频率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要回答它们，仅举几个备受瞩目的例子是不够的（挑选能为己所用的例子的诱惑太大了）。我们必须研究1928年《非战公约》签订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已知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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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科学家团队已经收集了全面的数据以对战争进行研究。他们还刻意给这一项目取了一个直白的名称——“战争相关因素”（Correlates of War），其数据集包罗万象，从“军事化的国际争端”到“世界宗教数据”再到“双边贸易”等。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大量关于“领土变化”的数据——从1816年到2014年国家间每一次领土交换记录，总计超过800个条目。[8]这些数据集跟踪哪个国家赢得了领土、哪个国家失去了领土、转让领土的面积、该领土上的人口规模，以及转让时是否存在军事冲突。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军事冲突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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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最好的数据集也不完美，“战争相关因素”也不例外。[9]这个数据集中，一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件的信息并不总是可靠的。例如，1816年盎格鲁-廓尔喀战争（Anglo-Gorkha War）结束时，英国从尼泊尔手中夺取了布德沃尔（Butwal）和周边地区，很难确定当时有多少人口和领土被转让。“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不包含对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口转让的估计，它只列出了一平方公里的领土转让——肯定被大大低估了。这种信息不可靠的问题在数据集覆盖的早先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关于这些数据集的精确信息更难获得。[10]（这实际上使我们更难证明自己的观点，即通过军事冲突夺取领土的情况已经减少，因为它人为地减少了《非战公约》签订前的数据中征服的数量和规模。）简而言之，数据集提供了一幅全景图：战争信息一览无余，因而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但某些案例缺乏细节，特别是当我们回顾更为久远的过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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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研究“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开始，但我们并没有止步于此。通过观察军事冲突期间发生的领土变化，我们缩小了数据集的范围，排除了数百项和平进行而非军事行动导致的领土转让的数据。为此，对于“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中编为“征服”（领土转让“以最低限度的武力进行，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军事抵抗”的情况）的类别，我们还补充了案例。我们对数据进行筛选后，总共剩下了254个可能被归类为征服的领土变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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