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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45年之后,世界上国家的数量激增。两种关键的国家诞生形式——非殖民化和较大的国家分裂成更多较小的国家——让联合国成员数量迅速增加,这大大超出了建造联合国大会堂的那些人最初的设想。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见证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非殖民化浪潮。随着大英帝国的崩溃,世界上有大片地区获得了独立,包括外约旦(现在的约旦)、印度、缅甸(现在的缅甸)、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厄立特里亚、埃及部分地区、苏丹、马来亚联邦(现在的马来西亚)、加纳、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北罗德西亚、赞比亚、马拉维、马耳他、毛里求斯和斯威士兰。法国也放松了对叙利亚、老挝、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柬埔寨、越南、几内亚、达荷美(现在的贝宁)、上沃尔特(现在的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加蓬、马里联邦(现在的马里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多哥、中非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的控制。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放弃了它们相对而言较少的殖民地。在1945~1960年,亚洲和非洲有36个新国家获得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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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形成的另一种形式是国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的较大国家分裂成较小国家——这种趋势在非殖民化浪潮消退时开始增强。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创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再次分裂。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孟加拉国在1971年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巴基斯坦本身也是在1947年从印度分裂出去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产生了几十个较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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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一分为二后又重新统一(目前处于再次分裂的危险之中)。厄立特里亚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脱离埃塞俄比亚。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苏丹分裂成苏丹和南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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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一章使用的“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我们可以绘制出每十年发生的“独立”事件数量图。在这里,“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殖民地独立。相反,它指的是曾经属于一个国家的领土脱离出去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过程,例如南苏丹成为一个脱离苏丹的国家。如图4所示,尽管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都有新国家诞生,但在20世纪40年代“独立”的数量猛增,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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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每十年的“独立”数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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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所有这些新国家从何而来,通过观察领土控制的变化情况,我们绘制了19~20世纪国家领土范围和特征的变化图。由于没有现成的数据库能够准确地记录这段时期内国家面积的大小,我们将“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的领土转让数据与世界银行关于当今国家面积大小的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倒过来推算,用每年的领土得失数据来估计每个国家在某个时候的面积。例如,今天英国的面积是243930平方公里。1984年,文莱独立,我们需要为这一年的英国领土总面积增加5270平方公里。依此类推,一直追溯到1816年。当时,英国及其帝国面积达到惊人的21384864平方公里,是今天中国国土面积的两倍多,是现在英国面积的8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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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开始在时间上向前推,看看1816年最大的10个国家和它们所控制的领土面积——美国、荷兰、葡萄牙、中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苏联、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比利时和英国——我们追溯了它们发展至今的历程。所有在1816年后独立的国家的领土转让都被包括在图表中,以“独立”来表示。与此同时,其他所有的领土被归为“其他”类。这里的其他类领土指的是:1816年已经存在但并不属于10个最大的国家拥有的领土,1816年以后通过强制解散(与独立不同)而形成的国家所拥有的领土,以及1816年不在国家体系内但后来被纳入国家体系的领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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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所示的情况是惊人的:在1816年最大的10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中国——今天的面积和当时差不多大。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崩溃,在此之前它已逐渐失去领土。葡萄牙,曾经是一个大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失去殖民地巴西后,其领土面积萎缩。当西班牙失去对美洲领土的控制时,它的规模也收缩了。俄罗斯/苏联领土面积一直保持稳定,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开始时面积很小,但通过一系列重大领土斩获,其中主要包括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墨战争、购买阿拉斯加等,其规模迅速扩大。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和法国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随着非殖民化进程快速推进,它们的殖民地开始减少。这场非殖民化进程始于1931年英国放弃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权力要求,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加速发展。同样由于非殖民化进程,比利时和荷兰也在同一时期失去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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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国控制领土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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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大几个国家的面积收缩时,那些新的国家的面积却在增加。实际上,这一数字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大国分裂所形成的国家的领土面积日益扩大。到2014年,1816年后独立的国家的面积占据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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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化战争消除了曾经逼迫国家的强大压力。相反,它让弱小国家得以生存,甚至繁荣。随着征服终结,国家不再面临持续的攻击威胁,那些太小或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即使不能成功,至少也能生存下来。在很多方面,这曾经是且现在依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但这并非没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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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旗帜包括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联合国非成员国巴勒斯坦和梵蒂冈的国旗。参见“Dag Hammarskjöld Library,” United Nations,accessed January 14,2016,http://ask.un.org/faq/9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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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ct Sheet,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上次修改日期是2013年2月,2016年1月14日查询,参见 http://www.un.org/wcm/webdav/site/visitors/shared/documents/pdfs/FS _UN%20Headquarters _History_English _Feb%20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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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John Araujo,“Objective Meaning of Constituent Instruments and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day,Essays in Memory of Oscar Schachter,ed. Maurizio Ragazzi (Leide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5),343-44. 毫无疑问,一些国家数量的预期增长并非来自他对世界上会有更多国家的期望,而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国家尚未被接纳进联合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都利用其在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将一些国家排除在成员国之外,当时它们实际上宣布了“休战”,并承认了那些它们各自曾阻止加入联合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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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ewly Renovated UN General Assembly Hall Will Greet World Leaders Next Week,” UN News Centre,September 15,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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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图数据来自“国家体系成员名单”(State System Membership List,v2011),“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2011),2016年1月14日查询,参见 http://cow.dss.ucda vis.edu/data-sets/state-system-membership. We have extended the series from 2011 through 2015 by adding one state—South Sudan—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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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句原文为“the past was not prologue”,应该是取自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诗句“Where of what’s past is prologue”,译为“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意思是过去的一切,为未来开启了一个引子。此处说过去并非序章,是想表明沙赫特建立在对过去认知基础上的判断是错误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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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r reinvention. A good argument can be made that the Sumerians,Athenians,Romans,Persians,and Chinese had stat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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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eds.,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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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Cambridge,MA:Blackwell,19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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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Cambridge,MA:Blackwell,19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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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Cambridge,MA:Blackwell,1992),75.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详细阐述了军事创新及其对全球法律秩序的影响。参见 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 (2nd e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权力的源泉》(The Sinews of Power)探讨了英国税收体系与英国崛起为全球主要军事强国之间的联系。参见John Brewer,The Sinews of Power:War,Money,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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